第六章香港孔教学院

现代民间儒教的基地

韩星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经历了千古奇变，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学也经受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在这一痛苦的过程中，有许多志士仁人奔走呼号，以保持和复兴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在儒学复兴的历程也走的是多元化的道路。其中以宗教为形式在民间弘扬儒学就是很有影响的一条道路。这里以香港孔教学院为个案，探视海外孔教运动形成、发展及走势。笔者的初步看法是：孔教是以宗教为形式，以人文（道）为本质的社会文化活动，孔教学院是现代民间儒教的基地。

一、香港孔教学院与汤恩佳院长

    大陆孔教运动失败以后，陈焕章于1930年在香港创办孔教学院，自任院长，以弘扬孔道及兴学育才为宗旨，设立孔教中学(后易名为大成学校)，并以宗教形式弘扬儒学，揭开了香港教育史的重要一页，对香港的儒学教育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第二任院长朱汝珍，同年奉准注册为慈善组织。第三任院长卢湘父也是康有为的弟子，很有办学经验，办学认真，重品德教育，诲人不倦，以身作则，躬行实践，还创办了孔教学院下属的中学及小学。第四任院长黄允畋，1978年同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天主教和道教五个宗教团体组成“香港六大宗教领袖座谈会”。

    第五任院长就是汤恩佳博士。汤恩佳原籍广东山水市西南镇，1934年3月诞生于一个世代悬壶济世的中医家庭。父亲汤九义，为其家祖传第四代中医大夫，一生笃行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淡于名利，乐于助人，深受邻里爱戴。三岁那年，日寇大举侵华，战火烧到广东，城镇的房屋被炸，一家人被迫退居一个不足百人的小村——祖家芹涌村。四岁时即由其父携往祖祠面对天地君亲师牌位及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圣像前行拜师受教、启蒙开笔仪式，开始了他的读书学习的经历。当时所读主要是童蒙课本以及《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年12岁考进本县由明儒陈白沙传人所创办的冈州学校，学习文化技术基础知识。1947年,年15岁，一贫如洗的他尊祖母之命怀揣一本《论语》，离开广东家乡投奔其姑父所办的染料公司当学徒。后来他回忆说：“当我少年时多谢我父亲送我到书塾接受孔圣书经启蒙，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所以我孕育了很深的中华传统儒家文化、孔子思想，自少已知国家被侵略，产生了极浓厚之爱国观念、民族感情。”

    1951年汤恩佳19岁，因不被东主赏识其勤劳效忠的品德，不得志，遂自立自谋出路，以当学徒时积攒的51元港币起家，用智仁勇的大无畏精神闯荡江湖，自开一家小染料店。因为他待人至诚，重义守信，获得各方垂顾，生意日益兴隆。三年后小店变大公司，又经多年的商海沉浮，终于形成了以儒治商的理念，走出了一条儒商坦途。儒家思想成为他一生真正宝贵的财富，经商也使他对儒家思想底蕴的理解不断深化。

    1978年，汤恩佳掌握时机，以原有公司为基础，重组扩大成为一家拥有相当实力和规模的佳成染料有限公司。又经20多年刻苦经营，规模日益扩大，此后又创立了勤涌置业按揭有限公司、大宝山企业有限公司、永宝来有限公司、佳忠化工货仓有限公司等四家新型公司，连同佳成染料有限公司均由他本人任懂事长。这样，他就一跃而成为香港一位腰缠万贯的成功企业家。

    汤恩佳是一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深处，自幼经家庭、塾师和社会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奉孔子思想为人生准绳的儒家信徒。但是，当他15岁一到香港时，眼见遍地林立、富丽堂皇的洋教堂，连这里的街道、地段、大厦、港湾的名称大都是用英国人的人名地名命名的。学校教育以英语为主，港府用人以接受过西方教育着优先选用。每年的西历12月25日这一天全港庆祝耶稣“圣诞节”，热闹非凡。而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则横遭鄙弃、冷落。这一切令少年汤恩佳深感困惑、彷徨、忧伤。进入“而立”之年后，又不断地从大陆各地传来土改反霸毁孔庙，文革“破四旧”炸孔子像，批林批孔对科长极尽污蔑谩骂等噩耗。他幼年顶礼膜拜过的孔子圣像已经化作一堆焦土。他家珍藏的一些儒家的经典也被焚为灰烬。对此，他痛心疾首，痛感这是人世的灾难，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大陆文革后期，汤恩佳接近“不惑之年”，他的思想更加成熟，兴家创业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就按捺不住要复兴孔教，为孔子讨回公道。有一天，他听一位朋友说本港黄大仙有家孔教学院，是专司弘扬孔道的，便喜出望外，立即前去拜访。在这里，他了解了孔教学院的历史，特别是孔教学院同人在港英政府推行西化和殖民地化，中华传统文化惨遭摧残的情况下，矢志以弘扬孔教儒学为己任，以之与殖民地文化相抗衡，为捍卫民族精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时，佩服得五体投地。随地加盟该院，开始了为弘扬孔子大道，挽救国人信仰危机而献身的历程。经数年力学精思，他的儒学造诣日深，一部《四书》背的滚瓜烂熟，并能够灵活运用，其才能声望也与日俱进，迭任常务董事、董事会主席。

    1978年以后，大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重新评价孔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也被提上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以德高望重的一批学者为核心成立了的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等儒学研究学术社团。这些喜讯传到香港，汤恩佳激动万分，便以孔教学院为基地，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开始了复兴儒教的工作。1989年10月，汤恩佳伴黄允畋院长赴北京参加“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与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等几家有影响的全国性社团建立了合作关系。后来提出在全国范围发起一场振兴儒家思想文化的活动的设想，得到了这些社团的认同和支持。1992年，汤恩佳当选为孔教学院院长，在宣誓就职典礼上，他语惊四座，大胆提出了要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重新点燃孔圣之火的豪言壮语。1994年10月，以谷牧先生为首的国际儒联成立，汤恩佳应邀出席成立大会，被推选为国际儒联常务理事，受到江泽民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深受鼓舞，即向国际儒联慷慨捐助人民币100万元。从此，在国际儒联等社团的鼎立支持指导下，一场气势磅礴、前无古人，以孔教儒学为主轴的群众性文化复兴活动便在神州大地展开了。

    作为香港多家大企业的董事长, 除了照顾自己的企业，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弘扬孔教儒学了。他一向遵循“生财有道”的原则经营他的事业，而反对不择手段攫取不义之财。他把孔子的名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作为自已的座右铭，并且亲自将之书写成匾额，赠送给香港的廉政公署，以支持肃贪倡廉的正义行动。他每天早上起床后，都要虔诚地向孔子雕像揖拜，请大成至圣先师赐予智能﹔他公司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孔子月历，桌上放印有《论语》名句的日记本﹔他无论在大会演说还是平时与人交谈，常常引用孔子的话，热心宣扬孔子思想。他常以孔教领袖的身份参加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宗教活动，也以儒学专家的姿态推动孔子思想研究和传播。他是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常任理事，香港孔教青年会会长，台湾中华儒学青年会名誉会长。他还是许多以孔子命名的中学的名誉校长，也是不少大学和城市的孔子学会、儒学研究会的名誉教授、会长或顾问。

    为了亲临其境，观察审视我国儒家先哲留下的珍贵文物和遗迹，接受他们流风余韵的熏陶，并为今后振兴孔教儒道，倡修遗址布点提供依据，汤恩佳常常风尘仆仆，跋涉万里关山，率众到全国各地寻访考察。他东临蓬莱仙阁，西至雪原拉萨和新疆阿勒泰，北抵冰城哈尔滨，南达“天涯海角”三亚。凡有往圣先贤之踪迹必追，有胜地名区必寻，无远不至，足迹遍及中国内地40多个省、自治区、县、市和特区。与此同时，他还以三儒——儒教、儒学、儒商为使命，仿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之举，奔走世界各地弘扬孔子儒家思想，阻击遍及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并与印尼等地的孔教会联络，在复兴儒学、推广孔教方面十分活跃，对宣扬孔道之工作不遗余力。

    一百多年来，香港的文化教育是英式殖民主义的。广大华人“为维护、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学孔道”而建立了香港孔教学院，在后来的七十年里，在多任院长的领导下，以弘扬圣道、匡正人心、兴学办校、培育青年为职志，一本立己立人、树木树人之旨，夙夜孜孜，未尝稍懈。孔教学院是一个爱民族、爱大家的宗教团体，以孔圣的思想和优秀的植根文化为凝聚力，宣扬“仁者爱人”，“有教无类”的大同思想。

    香港孔教学院建立以来，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讲学宣道。香港孔教学院自创立以来，一直提倡读经尊孔，讲学经年。多年来，孔教学院的宣道方针就是“立足香港，植根中国，放眼世界”。除由院长主持讲学宣道外，并聘请硕彦鸿儒担任讲学，期间曾于每星期日在香港大会堂举办“国学讲座”，又曾举办“宣道月会”。为了弘扬儒学，编印过《弘道年刊》，并在有关报纸上主编“孔学”双周刊和“孔教”版专刊，近年曾出版《孔教学院丛书》，包括陈焕章的《孔教论》、《儒行浅解》，吴康的《孔子哲学思想》，36位学者的《孔学论文集》，汤恩佳的《孔学论集》，九卷本《汤恩佳尊孔之旅环球演讲集》等，免费赠阅，以广流传。

    二、办学育才。本院创建伊始，即兴办学校宣扬孔道，迄今正副院长所管理的学校有六所，在其中的郭佩珍中学、大成学校、三乐周沕桅学校中均自四年级开始设经训科，选讲《论语》章句，中学各级都设经训科，教授儒学精要，课本《经训》四册由本院学者抽取以《论语》及《礼记》为主的儒家经典精义编纂而成。各校均以“敬教劝学”等为校训。敬教则春风化雨，乐育英才；劝学则遵导成俗，达德向善。

    三、捐赠圣像，捐建孔庙，捐建医院。除把树立孔圣像的工作扩展到国内，更捐款在国内倡建孔子庙及举办孔子文化节，以期唤起国人对孔圣之仰慕及儒道之崇敬。到目前为止，已在河南省开封市碑林捐建孔子亭，在广东省三水市捐建孔子庙，在湖南省岳阳市及四川省德阳市捐建孔子公园，在洞庭湖君山倡建孔圣山并树立孔圣铜像，在西藏省捐建孔子地方病医院，并铸造多尊孔圣铜像赠予德阳市、岳阳市、长沙市、山东、上海、哈尔滨、吉林及三水市等。

    四、资助国内外儒学学术团体之学术活动，举办各种类型的儒学研讨会。受惠团体有北京的中华孔子学会、四川省孔子研究学会、台湾的中华儒学青年会及在北京成立的国际儒学联合会等。

    五、本院已成功向政府申请拨款270万元将香港的小学德育课程规范化，出版了《儒家德育课程》教材，供全港中小学生使用。近年孔教学院还大力推动社区敬老扶幼活动，各属校均积极参与，让莘莘学子能透过表演、筹款及嘉年华会等活动认识服务社会、热心公益及弘扬孔孟大同思想的重要性。

    孔教学院同人在汤恩佳院长的积极领导下，日后将朝着以下方向努力：

    1、争取国家将孔教作为宗教 以孔子的形象及思想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轴心，藉以增强爱国文化教育，建立共同的价值观，确认民族的尊贵及强化民族的团结与凝聚力。

    2、争取国家定每年的孔圣诞辰为全民的假期，让家家户户重新认识孔子，知道尊重孔子，思索孔子的教训及反省本国文化的意义。

    3、将孔子的教义纳入小学、中学及大学的教材范围，大力发展以德育为本的教育，作为国家精神文明的支柱，与国家的经济、政治、科技等物质文明同步发展。

    4、在各大小城市广设孔圣教堂或孔教青年会 开设教义讲座及举办各类进修课程及提供各类康乐体育设施，将孔教道理融入日常生活中，让老、中、青各阶层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场所。

    孔教在世界上的实际影响也越来越大：香港宗教界人士一向承认孔教为宗教之一，孔教现在香港已经与印度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并列为世界六大宗教，孔教学院与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回教共同组设香港六大宗教领袖联席会议，借以切磋砥砺，并每年联合举行各项活动，促进情谊及宗教思想交流，为社会谋福利而努力。而且非常荣幸，孔教被选为六大宗教联席会议主席。香港六大宗教的合作精神，实为世界各地宗教树立了楷模。瑞士世界宗教会也承认孔教为宗教，并邀请其参加1989年在澳洲墨尔本市举行的第五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美国曾在旧金山举行过前所未有的祭孔大典，在世界眼里，孔教俨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宗教。孔教学院70年来是爱国爱港团体，在教育、宗教等方面与其它团体教派平起平坐，担当重要角色，起了制衡作用，实为一个多功能的社会团体。他们倾其全力弘扬儒家文化孔子思想，以此为精神轴心，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用此来达致中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孔教学院还以宗教社会团体的方式参与香港的政治和社会事务，《香港基本法》定孔教为宗教团体。孔教学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立法会选举委员会委员，拥有七个选举人选票。孔教学院是香港各界庆回归执行委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会议成员。孔教学院参与香港政府一切有关宗教活动，如每年举行的和平纪念的宗教仪式等等。

二、汤恩佳先生的孔教儒学思想

    （一）全面把握孔子儒家思想

    汤恩佳对孔子儒家思想有多层面的理解和发挥。他说：“孔子文化博大精深。孔子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又是圣人、宗师。他所创立的孔子文化，有哲理的思辨，有宗教的色彩，有社会政治学的宏观，有人学的终极关怀，有伦理规范的建构，有教育学的体系，具有文化的众多层面，体宏容深，识远思卓，无与伦比。”

    孔子的政治思想。第一，正人必先正己。所谓“正己”就是要做人民的表率。最起码的要求是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不能超越“礼”的规定而为所欲为。违反党纪国法，违背人民的意志，千方百计以权谋私，自身不正，就没有资格去“正人”。

    第二，任贤使能。孔子主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君子不以人举人，不以人废言。”就是要尊重贤能，善于考察和使用人才。

    第三，要为民谋利。孔子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为己任，我们今天就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经常想到人民，为人民谋利益。

    第四，勇于负责。《论语•尧曰》说：“朕躬有最，无以万方；万方有最，最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些话不管是不是商汤、武王所说，但孔子是非常赞赏的。

    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培养推行德政礼治的人才，以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服务。孔子办教育非常重视全面发展，并把德育放在首位。孔子的教育思想可从一下几方面了解。

    第一，把德育放在首位。孔子施行文、行、忠、信“四教”，其中文是指文化历史知识，行、忠、信都是思想品德教育。孔子认为先是思想平的的教育，然后才是学习文化知识，如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第二，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现在他使用的教材和开设的课程中。孔子所使用的教材是经过他整理的“六经”，既传授文化历史知识，也推行政治思想教育；既属文化课，又是政治课。“六艺”是孔子开设的实践性很强的六门课艺，又是政治上准备从政的士具备的六种基本技艺。其中礼，是通过学习懂得各种礼仪程序，以依照同等级的人在各种礼仪中所处的地位和程序，实际上是一门政治课；乐，是音乐舞蹈课；射、御是学习作战本领，是军事体育课；书，是文字书法课；数，是数学课。这样，孔子就把当时已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基本技能都教给了弟子。

    第四，教育弟子了解国情。孔子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学历史。为此编成《春秋》一书，对弟子进行近代史教育，为弟子从政时能根据国情施政打下了思想基础。二是重视社会实践，进行实地考察。如到各地考察礼，对各国的社会政治情况有深入的了解。

    第四，教育弟子热爱祖国。孔子本人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对于生育他、长养他的鲁国怀着深厚的感情。一生多次在祖国危难时挺身而出去拯救它，使它免受耻辱。同时也教育弟子这么做。

    第五，弟子积极参加改革。由于孔子的教学重视社会实践，弟子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看清了社会需要，学成后，不拘泥于师教，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其中最有名的是子夏，在孔子死后到西河收徒讲学，曾为魏文侯师，为魏国的变法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儒家的伦理思想。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体系完整，思想丰富，寓意深刻。其思想的核心“仁爱”。“仁”是德性的实践和行动，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道德价值的根本。“爱人”是孔子的“仁学”的实质和核心，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理论基础和行动之南。孔子的“仁学”对内克己，对外爱人。通过自我反省，达到内心神圣，实现自觉的道德要求，进而使天与人，物与我一体化。对他人而言，用爱的准则处理人际关系，孝顺父母，尊敬长者，爱护晚辈，进而达到治国家，平天下的伦理道德要求。

    儒家的伦理注重人与人之间互助交往的原则。儒家认为，人不是孤立自存的，而是处于各种人际关系之中，人只有在相互交往中，才能生存和发展，而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就是“仁”。

    儒家的伦理思想重视整体、社会、民族的利益，提倡群体和谐，强调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提倡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儒家的伦理强调道德自律，提倡个人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转化为推动现代建设的一种驱动力。

    儒家的伦理道德传统，还有助于清除现代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人的价值越来越贬值，物的价值越来越升值的现象，抑制个人主义的恶性发展，以便建立一个相互友爱、相互信任的社会生活环境，促进社会生活的协调发展。

    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当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精华及生态学和环境学知识。儒家十分强调和谐，认为和谐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正常秩序。孔子主张“天人合一”，他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也反对“自然中心主义”，主张二者和谐统一。儒家认为对天地万物应该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突破了固有的家庭与社会伦理思想范畴，由家庭、社会进一步拓展到生态自然，完成了“亲亲、仁民、爱物”伦理逻辑发展轨迹。拯救生态环境，要靠“中庸之道”，要“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儒商思想。什么叫“儒商”？汤恩佳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说，儒商与一般商人最大的区别是儒商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他引《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儒商就是“以财发身”，是仁者。他们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抱负和忧患意识，以国家民族以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重。孔子、孟子并不反对发财致富，而是主张“先富后教”，所以把儒家说成是只要义不要利，而商人只要利不要义，互不相容，完全是一种误解。所谓“重义轻利”指的是不能“见利忘义”。义就是社会的整体利益，不能取不义之财，不能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不顾社会的整体利益。当“义”和“利”发生矛盾时，应该把“义”放在首位。经商要取之有道，也要讲智、仁、勇。宋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认为“商贾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主要能够“致良知”，无论是士、农、工、商均可做到“异业而同道”，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王阳明的思想传到日本，成为推动明治维新的一种哲学和思想武器。这种儒家精神，实践出今天的日本，国强民富，社会安定，人民康乐长寿，国情国体，充满东方特色。被称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的涩泽荣写了著名的《论语加算盘》一书，提出伦理道德与经济发展统一，即“富”与“仁”，“义”与“利”的统一。

    儒商在历史上早已有之，在当代也不乏其人。最早和最著名的儒商是孔子的弟子——子贡。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徽商，普遍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自觉地运用儒道经商，以儒家伦理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明清之际兴起的晋商，以“诚”、“信”二字富可敌国，令风骚数百年。汤恩佳特别推崇徽商“贾而好儒”及其现代价值。他指出，徽商无论是“先儒好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都对儒学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在商业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以儒家思想来指导，其中主要有两点：一是以“仁”为本的思想，二是以义统利的思想。

    汤恩佳认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是儒商精神的核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以人为本。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本主义思想家。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运用在政治上就是民本思想。唐太宗李世民深刻地领会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企业家一定要尊重人，体谅人，从员工的利益出发，站在员工的角度考虑问题，满足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是人本主义精神在企业文化中的真实体现。

    第二，以德为重。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企业管理者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才能有效地管理家庭、企业乃至国家。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诚待人，关心、爱护、尊敬员工，以自己的道德作风感化他人，行“修己”之实，才能达到“安人”之效。

    第三，以义为先。企业家必须明白，追求利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每时每刻都以“义”的标准去衡量，符合“义”的利就去获取，不符合的就必须舍去。儒家有“以义为利”的观点，在这种思想中，儒家所讲的利，不是狭义的利而是广义的利，不仅仅是指金钱财富的利，也指精神之利、仁义之利、道德之利、荣辱之利；不仅仅是指眼前的利，而且指长远的利和整体的利。所以，从广义的角度讲，义已成为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以和为贵。孔子的学生有若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也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一个企业内部和谐融洽，同心协力，上下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和”就是一种凝聚力、向心力；一个企业对外与社会公众、与顾客和谐相处，就能“和气生财”，在这种情况下，“和”就成了一种竞争力。

    他还提出儒商的行为标准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仁者爱人。“仁者爱人”精神在经济活动中主要表现几个方面：首先，儒商要有自尊自爱的精神；其次，儒商的仁道，表现为向外产生利国利民的作用；再次，儒商应将仁爱之心推向宇宙万象万物，达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第二，以义制利。以义制利就是要把“义”和“利”很好地统一起来。当“义”和“利”发生矛盾时，应该把“义”放在首位，按照“见利思义”的原则去做，而不能“见利忘义”。第三，诚实守信。诚与信具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诚偏向内在，偏向生命主体，而信则偏向外在，偏向行为表现。诚为体，信为用，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

    汤恩佳针对近代以来对儒学的批判和歪曲，有几点正本清源的认识：

    第一，儒学反蒙昧主义。孔子所说的“生而知之”指的是一种天才聪明挪不学而能的生理本能，决不是先验知识，不然，孔子为什么还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至于“上智与下愚不移”。“上智”并不指贵族，“下愚”也不是指奴隶庶民，而是指聪明和愚笨两种人。

    第二，儒学反专制主义。人们常说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两千年封建宗法家长制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孔子是针对当时“君不君，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混乱现象要从双方对等关系上来进行“正名”。至于后来封建统治者对孔子正名思想的篡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历代的盛世的出现大都是统治者实行让步政策，选择了开明的儒学路线而不是走秦始皇极端专制的道路的结果。

    第三，儒学反侵略主义。儒学用仁道反对霸道，用人道主义反对侵略主义。孔子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精神对待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赞扬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如其仁，如其仁。”孟子激烈地反对战国时代诸侯间的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

    汤恩佳通过总结儒学的基本特点，说明儒学在今天仍然焕发着新鲜的活力。首先，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的理论框架是：以社会政治为目标，以协调人际关系为手段，以提高人（从政者）的素质为重点。

    其次，儒家认为，德是得之于己的“道”，必须内圣才能外王，强调了个人、家庭、国家、社会的一致性。

    第三，儒学具有包容求同善于协调的辨证精神。

    第四，儒学高扬的爱国主义传统能文能武和挺立的人格体系。

    第五，儒学具有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除此，像儒学关于为政清廉、长治久安、义利之辨、道德自律、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尊重权威、以农为本等一系列思想都具有现实意义。

    （二）多角度地论证孔教思想。

    当然他自己主要是继承康有为、陈焕章从宗教层面来理解和弘扬儒学的。为此，他对宗教进行了中国式的解释：

    “宗教”二字照字面解释，就是祖宗教诲的意思，简读就称宗教。孔子系中国的万世师表、教育宗师，他的教义是人力可为的宗教，有别于玄之又玄、“莫测高深”人力不可为的宗教。世人有下意识的忽略，只将“莫测高深”的宗教作为宗教。其实二者均可称为宗教，但双方的教义有别，希望世人日后改变这个下意识的忽略。

    “宗教”应从直觉的中华文化去解释， “宗”是指“万世宗师”的“宗”，“学者宗之”的“宗”，祖宗的“宗”，祖宗教诲的“宗”，儒家宗派的“宗”。“教”是“有教无类”的教，教育及教化的“教”。其实“宗教”二字就是上述的解释，英文应作ANCESTORS’  TECHINGS   或ORIGINNAL  SOURCE’S  TECHINGS，因RELIGION英文解释是信仰，其实“信仰”与“宗教”以中文为本位的词汇意义上是大有分别的，“信仰”有各派不同的含义。“神”字应是精神的“神”，精神还在的“神”，神态的“神”，神灵的“神”，及用于祭祀之用的，敬神如神在的“神”，英文译作“SPIRIT”不应译作“GOD”。天主教及基督教徒，称之为造物主或天主，英文译作“GOD”。其实“神”与“造物主”或“天主”以中文为本位的词汇意义上亦是大有分别的。中国人接受自己的传统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一定要以本身文化作主体观点去解释，不应用外来的文化及被动式的标准去界定本身的事物。

    这是试图通过字源上的解释表达中国“宗教”的独特含义，寻求中国人自己对“宗教”的解释，以为区分孔教与其他宗教进行铺垫。世界上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宗教信仰，中国人也应该有中国的宗教。中国人讲宗教并不一定要和外在的“神”或“上帝”联系起来。在中国人看来，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祭神”也祇是“如神在”，“敬鬼神”但要“远之”，但孔教仍是一种“教”。孔子以“教”闻名于世的，是儒家的宗，孔教当然有别于其它的教，孔历有2550年之久，历史比其它宗教更悠远，孔教是名副其实的“教”，我们是中华民族，应该用中华文化作主导去解释“宗教”二字，在中国为什么一定要与西式相同的才算是宗教？其实世界上并没有那一宗教是宗教的标准，只要有信徒及有广大人民参与的便是宗教。中国人的宗教与别国的宗教的根本不同就是：“中国人之宗教是道德、伦理、人性的宗教，因人之性而取体中和，用中庸为最胜义，自此观之，中国人可谓融情理于一炉，化人神于一体，所谓天人虽分而实合一也。”孔教的道理讲的是眼前事，没有飘渺超逸的神仙境界，没有富丽堂皇的天堂景象，也没有震人心魄的地狱惨像，平平常常但切合现世。基督教开始传入我国时，因为与我国传统文化和民间礼俗格格不入，很难被接受。这主要因为我国的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人文主义而非神文主义的。

    汤恩佳探讨孔教是在正确把握孔子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他说孔子有宗教思想而无迷信。对鬼神之事，常常不愿直言正视。《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季路问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能知死？”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可见孔子是以人道设教，化民成俗，不想以神权的威胁，陷庶民于迷惑的境界。但在人力所不能做到的地方，他时常能信天命，顺其自然而不坠于迷信。一般人以为有神才是宗教，其实宗教的定义是以信仰为物件，所以除了有神道的宗教外，也有人道的宗教。孔子之道德伦理，便是人道宗教，为我国数千年之传统信仰，通称“儒教”或“孔教”。针对一般学者把孔教视为一种哲学，它是以身作则，以人治人，一切都属人生具体的规范，与其他的宗教有所不同，所以认为孔教非为宗教，孔子也非为一教主，他常常引用钱穆先生在《孔子与论语》当中所说的：“一种哲学，博得多数人信仰，便成为一种宗教。”强调我国传统文化一向以人道立教，孔子便是以人道立教的教主。孔子教义中的仁道，深入民间，源远流长，二千多年来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坚执的信仰。这都很好地揭示了孔教作为人道宗教的基本特点。

    孔教的理想是世界大同。孔教观天地而知人事，天理人事一而贯之。孔教作为人道宗教，最关心的是世人在世的幸福。孔教不谈天堂，不谈地狱，孔教信徒的理想是要使“天下为公”的“大道”行于世，把人世间实实在在地建设成大同世界。大同世界是和平、公义的世界，根据孔子“天下为公”的教训，世界不是任何人的私产，公义是衡量得失、分辨是非的准则。因此，在大同世界里，“选贤与能”：品德、才能是选拔人才的依据，“讲信修睦”：信实、和睦是人与人，国与国相处的态度。大同世界里阴谋诡诈与“盗窃乱贼”之事不会发生，人们外出不必闭户。孔子教我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因此，人与人之间没有阴谋诡诈与“盗窃乱贼”之事，可引申到国与国之间没有阴谋诡诈与“盗窃乱贼”之事；家家户户“外户不闭”可引申到国与国之间不必设防。如果这样的世界实现，人世间已是和平净土，不必另寻天堂，也不必设地狱以儆世人。“大同”世界怎样建成呢？“大同”世界是“大道”的体现，“大道”成则“大同”世界现。

    近几年来，作为广东省政协委员，他几乎每年都向大会提出一份《关于请求将孔教（儒教）正式恢复为中国人民宗教一事的提案》，详细地论述了他有关孔教的思想。首先，他指出，人们对“学”与“教”这个问题的争论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之争一样，即使一千年以后，这种分歧仍然存在。要向邓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不要等姓资、姓社争论清楚了再去实行改革开放，而是先干起来，以后回过头去总结。当然，这里的“先干起来”是指先把孔教推行起来再说。

    其次，他就儒学到底是“学”还是“教”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学”是指一种知识体系。在“学”中，理性因素占主导地位，说理、论证是其主要方式。学习与掌握“学”的人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而“学”对文化程度较低或文盲之人基本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正因为“学”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在争取大众方面，就受到一定的限制。“教”的情形就不一样了。“教”是以感性因素为主导的，有纯朴的感情、虔诚的信仰、严明的纪律等因素，其中信仰是首要的。正因为这样，“信教”，这比起“为学”要简单得多，容易争取到更多的大众。儒学是“学”，有高深难懂的四书五经，让人望而却步；儒学是“教”，祇要信仰崇拜，便是儒教中人了。如此简易，势必吸引更多的人。这是从“学”与“教”对民众的实际影响而言的。

    第三，从“学”与“教”的社会效用上说，他总结历史上正反两面的经验，说明如果使“儒学”成为“儒教”，以“劝人向善”引导人们，并以教义、教规约束之，势必使人们把“行善”作为人伦标准和价值尺度，作为对自己心灵的慰藉，这样有利于约束人的行为，有利于人心的稳定，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统一、平稳安定。另外，如果说使儒学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宗教，还可以很好地弥补儒学对全民在凝聚力方面的局限性。在社会的各种组织中，宗教组织的凝聚力比学术组织的凝聚力要强得多。在中外历史中与现实中，我们都能看到宗教战争统摄人心的召唤力与向心力；也可看到对敌对的宗教派别和有辱本教的言论那种拼命战斗的护教精神。这是从负面看到宗教的凝聚力。从正面理解，如果中华民族中的上层知识分子理智地信仰儒教，一般百性情感地信仰儒教，使整个中华民族有一个坚强的精神支柱，可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这对于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凝聚到一起、祖国的统一以及整个综合国力的提高都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第四，儒学作为“学”，其内容包括认识论、伦理学、人生论、逻辑学等；作为“儒教”则包括祭祖、祭天、朝圣等等。“儒学”过去与现在均为极少数专业人员的研究对象。而“儒教”则为广大阶层的亿万百姓信仰与追求的对象。“教”与“学”其实并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儒学复兴是重要环节，如果没有亿万人民来信仰儒学，则儒学的复兴只能是一句空话，而要在亿万群众中传播民族文化──儒学，除了采取宗教这种形式外，没有第二种能够如此快速及奏效的方式方法。儒教的传播是否会降低儒学的地位，此实为不必要的“过虑”。一种学说为亿万群众所掌握，象征着“儒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兴旺而不是儒学的衰落，它正好开辟了一个亿万群众掌握、信仰儒学的新时代，这种精神力量必将转化为实现四化而拼搏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它是儒学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之一。

    汤恩佳全面地阐述了弘扬孔教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积极作用和长远意义：

    第一，弘扬孔教，有利于保持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的民族性，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平衡外来宗教传入，以增强本土宗教竞争力。

    第二，弘扬孔教，树立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建立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形成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第三，弘扬孔教，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团结和稳定。

    第四，弘扬孔教，有利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促进全球华人大团结。

    第五，弘扬孔教，有利于培养人民的道德观和人文素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第六，弘扬孔教，有助于提高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树立中国人的良好的国际形象，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七，弘扬孔子儒家思想，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八，孔教中的仁爱思想，和而不同思想，符合时代的需要，是克服宗教极端主义，化解宗教冲突与民族冲突的法宝。

    第九，孔教的存在与发展，符合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符合国家的宗教政策，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

    第十，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儒、释、道并成为三教，而且自汉代至清朝，孔教一直是“国教”，民国以后，按照政教分离的原则，儒家就应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宗教。

    第十一，孔教已越过自然宗教和神道宗教的历史发展阶段，已达到宗教的最高形态，即人道宗教。

    第十二，孔教在世界各国及港澳地区都被视为传统的宗教，享有极高的地位，如果在孔教的故土却得不到承认，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这是极不应当的。在宗教与文化上，应体现出“一国两制”中的“一国”理念。

    第十三，由于历史的原因，知道人不了解孔教，有的学者也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按中国人的宗教政策，人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不能因为有一小部分人不信，就否定孔教是宗教。

    第十四，儒学是极有价值的，但局限于少数专家学者范围内，并将儒家文化转变为一种客观的研究对象，只有通过孔教，将儒家文化推向普及化、大众化，并且能将孔子的道德理想化为真正的信仰。

    第十五，由于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孔教遭到了最为严重的破坏，因此，国家在执行宗教政策时将孔教作为重点扶持对象。

    第十六，拨乱反正，反“左”防右，使孔教获得公正的待遇，取得应有的地位。

    但是，由于近代以来民族虚无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潮的摧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意识混乱了，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严重失落，造成了精神领域的空白，失去了抵御外来文化垃圾的屏障，人民陷入信仰危机，外来宗教乘虚而入。近几年来，基督教、天主教及其教派在中国迅速发展，教徒已有近亿之众，到处教堂林立，而且富丽堂皇。孔庙、书院等儒家文化的建筑却凋敝破败，甚至被任意拆除、改建，挪作他用，即使有人想修复、维护，一是缺乏资金，二是心有余悸，还要层层请示，不敢擅自行动。面对这种现象，汤恩佳有心如焚，害怕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就有可能造成民族文化的失落而最终失去自我，最后被外教取代。为了思考和探讨儒学及儒教复兴的道路，他常常辗转不眠。这说明在西方文化文化帝国主义的强势冲击下，孔教就是保护民族文化，抵制被西方同化的一种非常必要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恢复孔教或儒教为宗教，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1﹞对宣传儒教更有生命力！﹝2﹞如单是用学术去推行，只是教授与学者、专家、学生等范围之内，是占比数较少，普遍性不够。﹝3﹞有利于制衡外教入侵，坐大。﹝4﹞与西方各教派地位平起平坐。﹝5﹞更容易争取到更广大的各阶层民众，因而更能增强民族的凝聚、团结、防分裂、自尊心、爱国情与传统的价值观。﹝6﹞亦可说孔子他是先知者，因他的思想直至今天2550年后，亦为世人所用。﹝7﹞国人有信儒学的自由，亦有信儒教的自由，各有各自的立场，不能否定对方。

三、香港孔教学院的孔教理念和实践

    （一）香港孔教学院参与多元宗教对话

    在全球一体化，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汤恩佳先生通过独树孔教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品格来弘扬孔教。他认为，自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迅速形成多极政治格局，全球经济也步向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是一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大趋势、大潮流。这给我们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由于经济和文化联系紧密，文化是经济的反映，当经济全球化的交融趋势明显加快之时，世界上各种文化也呈现出某种全球化的趋势。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以经济全球化为主体的全球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是它们在为全球化进程制定规则和秩序，向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和压力，使其接受有利于西方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不仅在经济上是这样，而且在文化上也是如此。经济上的支配性力量衍生出文化权势，国家的决策者试图通过输出本土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本土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就能建立起由该国的价值观念支配的国际政治秩序，就能使该国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先和主导地位。在对外文化扩张和渗透中，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倾销，占领对方的文化市场和资讯空间，因而引起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忧虑。

    经济全球化决不意味着全球文化单一化，决非一花独放，百花凋零。事实上，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有好几千个民族，各有不同的文明，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种要求，因此，国际社会应是多极的，世界文化也应是多元而又互补、共存共荣，既相切磋又相交融的。对于抹杀其他文明个性的主张，世界各国应该予以抗衡，以保护本国的文化遗产和资源。全球化决不等于以某国文化价值观为标准。全球化应有各民族、各文明自身的特色，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来进行。

    其实现今世界动乱根源之一，是各宗教的不同教义。“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世界各教派都坚持自己的教义是人类的唯一真理，因此，互相排斥对方，各自都想霸占整个人类的信仰市场，以致最后靠武力去征服对方，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宗教信仰。如此千百年来的大大小小的宗教战争，一共发生过一万四千多次，情况惨烈、残酷，至今仍未停止。这是人类的大灾难之一。……人类要想在新的世纪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就应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寻求文明的共识，各自修改千多年历史遗留下来的部分互相矛盾的教义，提倡“有容乃大”，融合冲突，化解矛盾。避免单一颜色、单一味道，惟我独尊，只能有一种模式、一种要求的专一概念，在这方面，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将为世界多元文化共存，避免战争，取长补短，互相促进，提供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如能得到全人类的认同，那世界和平将定会实现。

    汤恩佳先生还常常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干事泰勒博士的话来说明孔子儒家思想对人类的普遍意义：“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代世界的意义，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过去的二千五百多年里，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乏进步也好，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鉴照今天和未来。”这是一九八八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面向二十一世纪首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之新闻发布会上，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他因在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获一九七0年诺贝尔奖）在其演说中所公布的他探索深思了数十年而得出的结论。同时，这句富有深刻内涵的话，也作为了大会结束时所得出的十六个结论之一。从此，这句经典之言的广泛传播，就成为了中西方文化在一个新的世纪之交的再一次交汇融合的标志，也预示着以华夏文化之精髓——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人类真善美精神与仁爱价值观的再次确立！

    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和主流，其主要精神是一种涵盖性的人文思潮。儒学的人文精神所体现的贯通于各文明、各教派之中的世界性在于：儒学适应了人类基本的道德要求，它不是外在灌输和强加的，而是出于人类社会道德社会自身的内在要求。从汉代以来，它就走向世界，形成了“儒教文明圈”，并且与世界各文明、各宗教都能够和平相处，没有排他性，没有侵略性，能贯通于世界各教派之中。历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不靠政府着重背景，从来没有传教士，仍能远播海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义圭臬，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学文化圈，它覆盖的人口超过全人类的四分之一。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孔子不仅对中华文明，而且对世界文明影响之大、之深。

    儒学产生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和而不同，忠恕之道等理念。对此，汤恩佳先生发挥说：

    事实证明，近今世界的文化冲突、政治、种族等纠纷，已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陷入危机，而孔子所代表的东方文化的优秀传统思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世界大同”、“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等等概念，是化解纠纷、缓和冲突的良方，更坚定了我们对弘扬儒家思想的信念和迫切性。

    和而不同”的理念，是中国传统儒家人文精神的精髓，是孔教的基本教义，也是治理世界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维持人类和平安宁的灵丹妙药。

    我们提倡“和而不同”的精神，目的是要解决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冲突，发挥它在维护民族团结，促进世界和平的重大作用。

    在地球村里，任何一个民族的利益都不能离开人类的共同利益。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态的发展都是全球性的，人类在互爱中共存，在互仇中俱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要互相依赖。同样道理，同一地区相近或相邻的各国各族之间，也是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真正为本民族利益着想的人，必定是主张睦邻友好的人。试看目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如果没有宗教和解民族和解他们是不会过上安宁幸福日子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历史的纷争只能通过谈判、妥协、谅解来解决，而不能诉诸武力。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将占主导地位。在我的理解，这并不是说要“东风压倒西风”，而主要是指孔子的“和而不同”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在处理多元文化的二十一世纪的各种事务中将占主导地位。而能否承认这一点，将影响人类的命运。

    强调孔教的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品格是为了弘扬孔教，但是当今世界的现实又是多元宗教竞争和冲突的时代，特别是西方宗教以强大的经济、政治势力大肆扩展，对儒教文化圈乃至中国本土都构成了新的威胁。对此，汤恩佳先生头脑清醒，充满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长期处于分离混乱之中，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人民丧失了孔子儒家思想这一精神支柱；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天主教在祖国大陆平均每天建三间传教点，基督教在祖国大陆有一万五千间教堂、三万五千个传教点，洋教教徒已近亿人。洋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壮大，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在中国迅速传播，不少中国人逐渐丧失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这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极为不利的。对此，汤恩佳先生忧心如焚。他说：

    外来宗教凭借强大的经济后盾、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力，得到外国的大力扶持，处于强势地位；而我国的儒教若的不到政府的大力扶持，必将处于弱势地位。如此，就会使中国本土儒教在自己的土地上却没有同外来宗教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利，丧失平等竞争的机会。我赞成国家的宗教自由政策，不主张排他性，但我国政府应根据国家利益，采取正确引导的办法，将儒教恢复为中国人民宗教信仰的主体。弘扬儒教，有利于保持这个文化与中国宗教的独立性，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增强对西方宗教、文化的竞争力。

    他还指出，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积极发扬与突出本国传统宗教精神信仰，以之为一个轴心，用来团结整个民族。以孔子儒家思想为教义的孔教理所当然应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儒学像一条纽带，横向紧紧联系着中国各民族人民；纵向紧紧联系着中华民族的过去与现在，并延伸至未来。儒学在增强整个民族凝聚力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中华民族中的上层分子理智地信仰儒教，一般百姓情感地信仰儒教，使整个中华民族有一个坚强的就是支柱，可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这对于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凝聚到一起，对于祖国的统一以及整个综合国力的提高都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我非常肯定，只有孔子思想、儒家文化才能凝聚团结全体香港人民，增强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与祖国情。我认为在这个世纪，一定要有计划地弘扬孔子思想和儒家优秀文化，重建中华精神文明，重整道德标准。”“孔学之为教的优越性在于能跨国界、政党、宗教，及世界各民族，及能吸引更大的民众，更能将孔子思想普及庶民，更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更能使社会长治久安，对洋教有制衡、竞争及平起平坐作用。”他认为，我们如果自我否定，说什么孔教不是宗教，我国缺少一个适合国人口味的宗教，难免就要输入外国的宗教了，怪不得这十年间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徒激增至接近亿人，中华人民如信了基督教，就等如承认亚当夏娃是祖宗，那么就改了祖宗了，就不再是炎黄子孙了。对此，我们应记取龚自珍的名言：“如要亡其国必先去其史！”如果“中国人信了外来宗教，渐渐就会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防微杜渐，当务之急，就是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更有效地是以教制教，建立有真正中华民族特色的宗教——孔教去应时代之需要。”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孔教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抵制外来宗教对中华民族的同化，以孔教达致中华民族在国际宗教事务中与世界各种宗教平起平坐，进行平等对话的巨大作用和现实意义。

    汤恩佳先生一直以维护、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学孔道为己任，他领导的孔教学院在与国内外异质文明的对话中取得了不少成绩。在国内，1998年7月，他捐资一百万元在西藏捐建了“孔子地方病医院”，同时带去一大批四书五经，继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之后，孔子思想又一次入藏，受到信仰佛教的西藏同胞的热烈欢迎。后来，又捐赠孔子大铜像到西藏日喀则。孔子思想再一次进入西藏，开展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对话取得了圆满成功。1999年12 月，信奉伊斯兰教的新疆阿勒泰市人民，热烈欢迎由汤恩佳先生捐赠的孔圣大铜像在该市揭幕，掀起了儒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2000年12月，由汤恩佳先生捐赠给云南建水孔庙的孔圣大铜像揭幕，孔夫子来到祖国西南边陲，与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一起受到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欢迎，唱起了民族大团结的凯歌，儒学与异质文明的对话又取得了一次圆满的成功。在进行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他注意到藏族是以藏传佛教为主要信仰的民族，藏族佛教中也吸收了很多儒家思想。我们在著名的北京雍和宫的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图案里，就可以看到表达儒家“和而不同”，“阴阳互补”的阴阳鱼太极图。这就是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可以互相交融、互相渗透、和谐相处、互相促进的明证。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有汉、彝、白、哈尼、壮、傣、苗、僳傈、回、拉诂、瑶、景颇、布郎、普米、怒、阿昌、德昂、蒙古、独龙、基诺、崩龙、仡佬等二十六各民族，是我国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这么多的民族能在一起和睦相处，决非偶然，云南各兄弟民族都尊敬孔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孔子主张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而反对用武力强加于人。他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从历史上看，云南自西汉时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以来，尽管有时偶尔也出现过地方性的离心势力，但在思想上各民族人民始终不约而同地保持着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和尊崇。从心理上自认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各民族既保持各自的民族特色，又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这正是受孔子“和而不同”思想影响的结果。……阿勒泰市的领导决定要在阿勒泰市建立孔子文化园，将骆驼山更名为崇圣山……使孔子思想能在祖国的北疆边陲进一步进入各族人民的千家万户，深入人心，以巩固民族团结，共同发展。同时能用孔子“协和万邦”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在国外，他接受印尼孔教会的邀请多次访问印尼，参加印尼的中国传统新年团拜，或“新公民研讨会”，拜会印尼的总统以及印尼国家和宗教领导人，向他们捐赠孔子铜像，到印尼著名的大学发表演讲，回答印尼宗教界和大学生们的质询，与伊斯兰教开展对话，并取得共识。儒学在印尼的传播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荷属印尼时期。当时，荷印政府实行反华政策，印尼华人的活动受到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受过西方教育的印尼华人，以孔子的学说为武器，掀起了改革运动，以求改革华人社会的陈规陋习，改善他们的文化习俗、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当时国内康有为等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正轰轰烈烈地进行，孔教思潮开始传播到了东南亚，特别是康有为1903年到印尼来，对孔教在这里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印尼于第一个孔教会于1918年创立于中爪哇梭罗。1923年，散布各地的孔教会联合了起来，在万隆成立孔教总会,以传播孔教为宗旨。1927年全印度尼西亚共有26个孔教会,教徒人数不详。中华会馆和孔教会都把孔子当成圣人，把孔子的学说看作宗教，把四书五经当成孔教的圣经。由于孔教会的成员大多对儒家经典并不熟悉，不能正确地了解和宣传孔子学说，加之受到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反孔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潮冲击，孔教会在以后的几年里虽然生存了下来，但举步为艰。1955年，为了促进儒学的发展，经过重新组织的印尼孔教团体联合会在雅加达成立。该组织后来又改名为印尼孔教中央理事会，散布印尼各地的孔教团体都先后加入进来。

    自60年代中期开始，印尼政府实施反共排华政策，对华人实行全面的强迫同化。印尼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的决议和法令，取缔了除宗族及慈善性质之外的所有华人团体，封闭华文学校和华人办的华文报刊，禁止华文教育，华人赖以保持民族文化的三大支柱——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和华人社团消失怠尽，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受到很大的挫折。尽管如此，印尼孔教会几经艰苦，从未中断，直至今天仍然维持对孔子的信仰。印尼孔教会以极为完善的学术化、宗教化双线并举的方式去推行孔子思想，在印尼华人社会中形成了赖以凝聚的精神轴心。在香港孔教学院与印尼孔教会的长期合作推动之下，印尼政府改变了过去的政策，现已承认孔教为印尼合法的宗教，印尼孔教徒获得了同其他宗教教徒同等的权利，同时宣布了华人传统新年为印尼国定假期，取消了过去歧视华人的政策，使印尼华人受排挤的地位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些事实都有力地证明了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的巨大威力。

    对话并不是最终的目的，通过对话体现孔教的伟大之处，根本上有利于提高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树立中国人的良好的国际形象，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汤恩佳先生认为，在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竞争方面，我们要争取主动，善于保护自己的优秀文化，敢于将自己的优秀文化向全世界推广。孔圣的思想数千年来在中国人民心灵中生根，并成为亚洲人民的重要的精神信仰之一。它覆盖着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许多亚洲国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仅受政治经济因素制约，也受文化、宗教的因素制约。如果孔教在21世纪能迅速地发展起来，在亚洲将成为一支强大的精神力量，不言而喻，中国将成为这一教派的领导力量，这对于加强亚洲各国与中国的关系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宗教文化格局的形成，对于加快世界多极化的形成，以及对这一格局的巩固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不断扩大以中国为中心的儒教文化圈，必将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二) 香港六大宗教领袖座谈会：历史·信念·共识·影响

    在香港，自从1972年至1976年间，不同宗教团体的交往就已经逐渐密切，大家深切盼望能更深入地交谈。除了“互访”外，更进一步在认识不同宗教的思域上做交谈。因此，1977年初，佛教、孔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六大宗教各自选派代表筹备“宗教思想交谈会”，“为不同信仰的六宗教教友善信提供更广博的宗教知识，借以增加大家对各宗教的教义、始创、演变及其文化背景等的认识和了解。因此，交谈会是以促进互相尊重，彼此了解及共同欣赏为目的。”此后，大家都不想让宗教的接触停滞于形式化或思想交流的层面上，若能落实对香港社会做出一些具体的推动，使能多元化地服务和影响社会，那就更好了。于是，六宗教的代表各自在自己的宗教团体中，向各宗教领袖们提出“宗教领袖”的合作理念。结果，顺利地获得宗教领袖们的回应，愿意支持和携手合作，为社会大众树立一个共融交谈的见证。1978年6月16日， 香港六大宗教领袖共同成立和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为香港宗教历史创造了宗教合作的首页。以后每半年举行两次座谈，六大宗教领袖轮流主持，讨论内容十分广泛，从宗教原理到宗教修持，从生命关怀到社会问题，等等。

    香港六宗教领袖座谈会成立26年来，各个宗教领袖明察时代的需要和新世纪的和平精神，打破宗教间的分歧和思想的局限，跳出自我，真诚地直接交流，本着和衷共济的宏旨，互相尊重，携手协力，衷诚合作，各循所本、殊途同归，一直没有间断地为推动香港宗教界的和谐共处以及关注香港社会事务，推动社会福利，促进香港的安定繁荣，造福港人和社会而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世界上罕见的多元宗教的平等对话与和平共处的典范，为世界各地宗教树立了楷模。

    孔教学院以和而不同作为与其他五大宗教平等对话与和平共处的核心理念，汤恩佳院长指出：

    孔教一贯主张“和”的思想。……孔教“和”的思想不是盲从附和，不是是非不分，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就今天来说，“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内和外顺等处世原则。

    在纪念香港六宗教领袖座谈会25周年时，汤恩佳总结六大宗教长期合作的经验说：

    香港六宗教各自有其自身的教义、教仪、教制，又互相协调，相互合作，共同推动香港宗教事务的发展。25年来，六宗教的联谊活动，不论是领袖座谈会，新春团拜，还是宗教思想交流，或是敬老爱幼，关注教育，扶持贫疾，以及其他室内外活动，各宗教人士，聚首一堂，交换意见，建立友谊，伸出援手，送出仁爱，探讨人生真谛，寻求人类和平幸福。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协调、合作、对话的方式，又一次体现了孔子‘和而不同’的正确性和优越性。

    客观世界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也存在多样性，我们应该提倡兼容而不是歧视，交流而不是排斥，对话而不是对抗，共处而不是冲突。只有这样，各宗教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才能促进香港社会的不断发展。把孔教‘和’的思想推而广之，全世界各民族都以‘和为贵’，则太平盛世、人间天堂就可立现！”

    孔教和而不同的理念得到了其他宗教的积极响应和赞同，可以说形成了六大宗教的共识。道教联合会会长汤国华指出，六宗教领袖座谈论道25年，“世上未闻，惟香港独有，何以哉？……六宗教领袖皆行持以正，循导乎道，故能舍弃成见，互相包容，切实和恰，彼此尊重。”

    孔教以其独具的人文理性精神与和而不同的理念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许多思想已经渗透到了其他宗教当中。如孔子的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得到基督教、天主教的认同，基督教、天主教还常引孔子的名言作教义及学校的校训，如天主教的喇沙书院用“克己复礼”、华仁书院用“格物致知”、香港大学用“明德格物”，还有大部分的香港名校都用孔子的名言做校徽。

    香港六宗教领袖座谈会成立以后，除了为社会人士谋求福利外，也非常关注世风而下，人心不古的世情，藉每年新春之际，共同发表新年文告，表达各宗教领袖对世界及香港社会的关怀，古道热肠，提倡德育，救正人心，呼吁宽容博爱，祈求世界和平，其中多见孔教的思想观念，如1980年新年文告说：

    以孔子提倡“泛爱众而亲仁”的博爱精神为教诲，呼吁世人勿忘以仁爱待人的精神，以达致人类的幸福生活，……才可确保世界和平。

    1982年新年文告说：

    呼吁社会人士笃重伦常，重视孝道，因父母备尝辛苦，为儿女谋幸福，养育恩情，莫此为大，所以，敬爱老人实应始自家庭。

    1983年新年文告说：

    呼吁社会人士敬爱老人，关心老人，莫因成立小家庭而忽视家庭中之老人，由下一代照顾他们乃属人伦天职，非政府老人福利可比，同时呼吁关注青年问题，加强品德教育，以抗衡唯享乐是尚的心态。

    1988年新年文告说：

    >适值香港面对政制改革，意见纷纭，文告呼吁港人化分歧为合作，化戾气为祥和，以理智克服冲动，以和谐溶解争端，平心静气，和衷共济，携手合作，共创前途。

    1994年新年文告说：

    是年为“国际家庭”年>，环顾当时，家庭伦常关系日趋淡薄，婚姻离合，视作等闲，将人类应尽天职抛诸脑后，致使问题儿童与日俱增。如何力勉颓风，已属急不容缓。文告于是呼吁世人正视夫妇结合，恪守信誓，作儿女楷模，以享家庭和谐之乐。盖爱心源自家庭，修、齐、治、平，古有明训，推己及人，造福社会，自当无量。

    在2003年香港六大宗教领袖新春颂祷辞中，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说，今天的香港，十分需要一个祥和的社会氛围。我们提倡兼容而不歧视，交流而不排斥，对话而不对抗，共处而不冲突。全体市民只有和衷共济，和以处众，才能使经济走出困境，社会安定繁荣。道教联合会会长汤国华表示，面对时代的挑战和眼前的困难，香港各界要沉着踏实，多做少说，上下一心，以和为贵。以善心、善意、善气，创造祥和、稳定、幸福。

    2004年春节，香港孔教佛教等六大宗教团体举行新春团贺，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在致辞中说，孔教“仁爱”的精神不仅意味着关爱、怜惜，更重要的是体谅、尊重和包容。期望六宗教团体能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全港市民求同存异，团结一致，摒除私见，和衷协调，共同解决社会问题。香港道教联合会主席汤伟奇致辞说，香港六宗教一向和衷共济，融洽相处，六宗教领袖座谈会成立转瞬已逾２５年。真诚期望香港六宗教的友谊不断发展下去，向世界显示不同宗教之间相互交往、和平共处之道。

    2004年6月，法门寺佛指舍利莅港供奉期间，觉光法师告诉记者，在香港，六大宗教能够和平相处。“六大宗教的宗旨都是助人向善，只是做的方法不一样。就比如从东门可以到大堂中央，从西门、南门、北门也都可以到达。因此，其他几大宗教对此次迎奉真身舍利，都能乐见其成。”

    2003年10月起，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联同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共同推展一项支持全港中学的宗教、伦理、生命教育的计划，名为“和而不同——种族、宗教融和共处之道”。该项计划得到香港六大宗教领袖的支持，在计划的起步礼中，大会举行了一项简单而别具意义的仪式。香港六大宗教领袖应邀共同拼合一模型拼图，一幅象征着“和而不同”精神的图画，画中是在蔚蓝的天空下，有一个具有六大宗教建筑物或记号的城市，意思是在同一天空底下，理想的社会是可以让不同的宗教和谐共存，共同合作，致力为世界人类社会带来祥和。六位宗教领袖席间轮流将城市前的草地上的六条贴纸拉出，呈现出六条康庄大道，象征着要建立和谐的社会，是需要每个宗教群体，以至每个市民大众和学生，都需要尽一分力，才能开辟这条康庄大道，步向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

    “和而不同”计划的目标，是配合现代的课程改革，让修读宗教、伦理和生命教育的同学，能有更广阔的胸襟和视野，面对和适应在文化、种族和宗教多元的现代社会，又让教师能在摸索前面的方向时获得专业的知识和意见。该计划的活动包括：教师专业发展工作坊、网上真情对话、学生本地考察团、学生思考及领袖训练营、优秀教案及报告比赛、老师及学生国内考察团、和网页制作等等。

    2004-2005年度主题：和而不同——具世界文化与宗教视野的新生代。

    目的及目标：在宗教、伦理、生命教育及综合人文科的教学上为老师提供支持、专业训练及进修机会。透过组织不同的课外活动，扩阔学生的视野，提升学生的沟通能力，培养他们和而不同的态度，以及独立思维判断的能力，成为全球化环境下的新一代。不同背境的学校透过本计划加强彼此的沟通，共同合力在社会中提倡文化及宗教教育。

    长期以来，香港六大宗教以和而不同的理念平等对话，和平共处，获得了香港政府和社会大众的广泛赞誉，正如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在2004年5月26日宴请六大宗教领袖时致辞中说：“香港处于中国对外交通的桥头堡，华洋杂处，地少人多，人口来源复杂，但是你可以在香港的闹市，同一个小区里上可以同时见到社坛、道庙、佛堂、回教寺、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彼此和平共存，各取所需，这是世界奇观，也是文化奇迹。香港秉承了传统中国的圆融，也吸纳了现代公民社会的精华，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这是香港社会引以为傲的主流价值观。”他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决定的，在中国历史上，“世界上几乎所有主流宗教，都被中国吸纳，融合成为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活力来源。”因此，他相信，“传统中国人处事圆融，各宗教、各民族经过长期的磨合共存之后，最终发展出和平共荣之道。”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在参加“庆祝佛诞香港佛教暨各界迎请佛指舍利瞻礼祈福大会”期间会见了香港六大宗教领袖并发表讲话，对香港六大宗教领袖长期以来的合作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在香港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宗教具有广泛的影响。长期以来，各宗教热心于兴办学校、医院、敬老院、技能培训班等社会公益事业，坚持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对香港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多年来，特别是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宗教界踊跃参与内地赈灾扶贫、捐资助学、经济建设的各项义举，充分体现了同胞之情和爱国情怀。”她特别指出：“香港的六大宗教彼此欣赏，和睦相处，美美与共，你们提出的‘放弃偏见、互相接纳；彼此欣赏，促进交谈；宗教研究，分享对话；宽容精神，共融相处；社会福利，携手合作；道德教育，齐心推广；和平正义，共同维护’，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优秀文化传统，我非常欣赏，也从中受到启发。”她强调是孔子提出的“和为贵”的思想，“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今天大家合作的基础。

    香港《大公报》2004年5月26日针对刘延东的讲话发表了社评：《微言大义港人切记》，对和而不同的对话共处之道进行了特别的发挥：

    家庭讲“和睦相处”，“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困难中讲“和衷共济”，待人讲“和颜悦色”，处事讲“外顺内和”，这既是中华和合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绵延数千年而历久弥坚的经验结晶。其实，香港的成功史和香港人的奋斗史也都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的红线。香港是一个成分多元、利益多元、文化多元、信仰多元的移民社会，长期以来，社会各阶层、各方面互相接纳、彼此理解，旧不厌新，大不欺小，强不凌弱，提倡体谅包容、利益兼顾、意见兼收、参与均衡。尽管香港经历了政治、经济及社会的重大变迁，社会仍然崇尚敦睦和谐，反对分化戾气。当前香港面临繁重的任务和各种挑战，全社会更应提倡“外顺内和”。“内和”最重要的是求同存异，放下无谓的政治争拗，在基本法和人大决定的基础上建立共识，化解矛盾；“外顺”最重要的是处理好香港和中央及内地的关系。香港只有“内和外顺”，保持社会的稳定，才能得到更大发展。

    “和”其实也是各种传统宗教的教义。佛教主张中道圆融，大乘经云：“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道教向往太平盛世，遵行“十不”；基督教“尊天养魂，戒恶劝善”；天主教祈祷“秩序”及“和平”。香港佛教、道教、孔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六大宗教多年来融洽共处，互相尊重；香港六百八十万人口中约四成三的人同在基本法保障下参与不同的宗教活动。大家的宗教信仰不同，但彼此互相尊重，相安无事，这本身就是“和而不同”的象征，足可称道。

    总之，由以上可以看出，香港六大宗教长期以来以孔教和而不同的思想为理念，以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历史为经验，平等对话，沟通交流，和平共处，已经发挥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四、香港孔教学院与大陆儒教派和海外新儒家的比较

    所谓“大陆儒教派”就是指任继愈先生“以一个宗教研究者的思维框架，用批判的眼光，按照宗教的一般样式，把儒教（理学）描绘成了纯粹意义上的宗教。他的这一思想得到其后学的认同，现在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儒教宗教论派’”。对此，李申先生表示赞同，“从二十年前仅是任先生一人的主张，而无一人响应，到今日能被称为有一个‘儒教宗教论派’，笔者作为赞成儒教是教说的一员，也就是作为‘儒教宗教论派’的一员，是感到高兴的。不论学术界将来会如何对待苗教授这个称谓，笔者本人作为其中的一员，是赞成这个称谓的。”

    儒教是教说提出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动因与孔教说是截然不同的。先生作为过来人曾经这样说：“大陆的学术界，在60年代争论孔子是唯心论还是唯物争论问题，一下争论了十几年。然后，到了‘文革’期间，又争论评法批儒，把儒家的一些人物又拿来争，如果是儒家的就要打倒，有一些稍微好一点的呢，楞说是法家，譬如说荀子是法家，王安石也是法家，明明是儒家也把他说成是法家。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到了80年代以后，就演变为一个儒学是不是宗教的争论。首先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顽固性，这一点我极为不满。另外呢，事先设定儒学是个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那就是宗教。宗教是什么呢？就是鸦片烟，就是维护那个专制王权，为这个而服务，一整套专制王权靠儒学来支撑了几千年，现在我们不要它。儒学在这个里面，起了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把它定位为儒学是宗教。那么，在大陆学界有些好心人就认为儒学不是宗教，是哲学，是道德，那是企图在一片打倒声中为儒学争取一点生存权，微弱的生存权。”认为儒教是教说是以马克思主义宗教否定论为前提的，把儒教为封建王权服务的意识形态，包括儒学，都在否定之列；而与海外现代新儒家的“知识背景，价值形态，意识形态迥然有别，不一样。”儒教是教说“是非学术性的，把整个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价值观念，核心的东西，几千年来的，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所形成的东西整个都消解了。”邹昌林先生在《中国文化研究中的泛宗教倾向与伪科学》一文中也有阐明：

    五四以后，人们由于对康有为立国教的批判，逐渐对宗教抱否定态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在中国文化内部，反对宗教迷信的运动。这种思潮和运动，在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中达到了顶峰。人们不但全盘接受了马克思关于宗教是精神鸦片的观念，而且与鸦片对中国人民毒害的特殊经历联系起来，而达到了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价值的目的。

    正是这种矫枉过正的惯性力量，当文革结束不久，就引起了儒学是否宗教的争论。显而易见，儒学是宗教的定位，在这里并非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即企图通过定儒学为宗教，把从文革后苏醒起来的对传统文化再评价的倾向压下去，只不过形式有了区别，即把纯政治的方法换成了学术的方法，以达到全盘否定传统，特别是儒学的目的。虽然如此，对于这种目的，我们也不想指责，因为文革刚刚结束，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思想转弯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并不想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但是，必须指出，这个问题的提出，既然是从政治目的出发的，而且论证多是武断之语，则在本质上，它就不是一个真科学问题，而是一个伪科学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提出不久，又很快地走向了沉寂。

    事实上，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传入中国后，受法国启蒙思想和科学主义的影响，我们更强调宗教的负面作用，如果把儒家文化与宗教联系起来，就贬低了它，所以一些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和倾向于继承儒家的人就很不愿意承认儒教是宗教。现在价值观发生变化，宗教在现实中的合理性和正面价值越来越得到了肯定，海外新儒家就是从正面肯定儒家文化的宗教性，海外孔教运动也是从正面肯定儒家是宗教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儒教是教说就越来越失去了学理依据和时代效应。

    另外，儒教是教说在对待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基本态度上也是与孔教说截然不同的。“大陆儒教派”的奠基人任继愈先生在《论儒教的形成》一文中是把儒教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来进行研究的，认为“这种同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的统一政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对劳动人民起着极大的麻醉欺骗作用，因而它有效地稳定着封建社会秩序。”这样，他就有了预设的价值判断：儒教是封建意识形态，封建意识形态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是麻醉欺骗劳动人民的，儒教显然就只有否定价值。在这个前提下，他认为，早期儒学虽具有宗教意识，但不是宗教；从汉代的董仲舒开始，儒学逐渐演变为儒教，宋明理学则完成了儒教的宗教化。宗教化的儒教虽不具有宗教之名，却具有宗教之实。宗教化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义和崇奉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其经典为儒家“六经”、“四书”，教派及传法世系即儒家的道统论，其宗教组织即中央的国学及地方的州学、府学、县学，学官即儒教的专职神职人员。儒教没有入教仪式，没有明确的教徒数目，但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教有大量信徒。僧侣主义、禁欲主义、蒙昧主义，注重内心反省的宗教修养方法，敌视科学、轻视生产，这些中世纪经院哲学所具备的落后东西，儒教也应有尽有。它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具有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特点的宗教神权统治的灾难。显然，大陆儒教派把儒学宗教化的目的意在贬低孔子，贬低儒学，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学是儒教的神学思想体系，儒教的建立标志着儒学的死亡。

    李申在《中国儒教史》当中把其师的“儒教是教说”极端地发展为“中国文化宗教论”。作者了从忽略哲学、历史等学理角度的拓展，而只运用一元宗教的框架阐释复杂而又生动的儒家文化，将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历程，轧平为一部上帝鬼神的解说史以及在上帝意志支配下的社会行为史，从而遮掩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和特征。将本来有着自然法传统的儒家文化往回推到一元宗教的上帝那里。这种走回头路的方式，显然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对《中国儒教史》的反思表明，其思想方法是对中国文化进行彻底的宗教化，与“儒教是教说”一样，《中国儒教史》承诺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儒教史》的内容表明，作者的思想理路是中国文化宗教论，由此形成了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宗教化的理论建构。因此，“大陆儒教派”所说的儒教即以一元的上帝为主宰的所谓“儒教”；特别是他们对儒学取否定之态度，和“孔教论”的孔教毫无共同之处。

    汤恩佳先生还说：“多年来，我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宗旨与愿望，即通过儒学与儒教的复兴与传播去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思考和探讨儒学及儒教复兴的道路、方法与途径，我常常苦思苦想，有时辗转不眠，儒学及儒教的复兴与传播成为我倾注心力的苦心追求与梦想。因为它的实现与十多亿人口大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团结、统一，确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把它作为生活中的第二事业来做，……”以上都充分说明海外孔教运动是抱着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把儒学及儒教的复兴与传播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并自觉地以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最高目标，这与大陆儒教派确实是南辕北辙的。

    港台现代新儒家和海外华人中的孔教活动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维系中国儒学和传统文化的两方面的力量，他们一在学术界，一在民间，一走哲学之路，一走宗教之路，一倾向于人文理性，一倾向于情感信仰，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各有贡献，各有局限。

    关于儒学是否具有宗教性，或是否是儒教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成为问题，说明这是从西方文化背景出发的问题意识。现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的肯定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第一代学者由于距离五四新文化运动尚近，受五四激烈的反系统礼教，反孔教、反基督教运动的影响，以不同的西方学术文化背景，主要是从哲学层面肯定和阐发儒学的。前期的几位代表人物实际上都是贬抑宗教的，认为儒家的高明之处在于找到了“宗教”的替代品，所谓“伦理代宗教”、“哲学代宗教”，等等。他们对于“宗教”的认识本质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认为宗教的功能在于“情感的慰籍”，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此种“慰籍”是一种“精神鸦片”，而梁漱溟、冯友兰等人则肯定此“慰籍”在调剂人生方面的功用。20世纪后半叶以来，第二、三代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创识就是从超越性、信仰性及终极关怀的角度来论证儒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宗教性。他们身处西方文化的语境当中，认识到西方文化中最有底蕴和深意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宗教。同时，在西方宗教意识与宗教价值的启发下，基于与西方文化抗衡与护持中国文化精神的心结，开始以新的视域认识、发掘、诠解儒家、儒学中所蕴含的宗教精神。三代现代新儒家对西学的回应由对抗，逐渐转变成理解中的对话，汲取中的发挥，对话亦由被动变为主动，不断显示着中国文化在被西方打败后一步一步艰难崛起的过程。总体上看，他们不同意把一元宗教的“外在超越”移植过来，而是充分重视儒学在凡俗世界中体现神圣的特点，充分发挥儒学中许多未被认识的珍贵资源，以求在与现代世界沟通中寻求儒学以及传统文化的出路，他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指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和复兴，对中华民族功莫大焉，这是值得肯定的。

    应该看到，他们毕竟不是要把儒学宗教化，也没有传教士、宗教信徒那样直接进入宗教当中，也不是象那些宗教人类学家、宗教社会学家那样去做宗教方面的实证研究，他们对儒学的宗教性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哲学研究。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儒学的宗教化，进行宗教组织活动是可以说是反对的。如牟宗三就批评说：

    康有为的思想怪诞不经，大而无当。陈焕章于学术思想上亦无足称。他们不知孔教之所以为孔教之最内在的生命与智能，只凭历史传统之悠久与化力远被之广大，以期定孔教为国教。一个国家是需要有一个共所信念之纲维，以为立国之本。此意识，他们是有的。此亦可说是一个识大体的意识。但其支持此意识之根据，却是外在的。孔教之生命与智能，自明亡后，即已消失。在有清三百年中，孔教实只是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之传统。康与陈之道德宗教之体验与认识实不足，思想义理亦不够。他们的心思尚仍只是在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之制约中，而不能超拔，故其根据纯是外在。

    牟宗三对康陈二人要为国家立一个共同信念来做为立国之本基本上是肯定的，但是对康陈二人只注意孔教外在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而对孔教内在的生命与智能，茫昧无知，把握不住表示不屑。事实上，孔教运动以宗教为形式弘扬儒学与现代新儒家在知识界中弘扬儒学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以说是相映成趣。与现代新儒家比较起来，孔教派在学术思想方面显得薄弱一些，但在实践上则突破了现代新儒家只停留在学院书斋的局限，形成了儒学复兴的另一道风景线，我们应该站在学术史的角度给予客观的肯定。

五、海外孔教与儒学、儒教发展的道路

    孔教是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宗教为样板，在传统儒学的宗教性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创立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西力东进，近代中国面临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力挽狂澜，从宗教一途拯救中国的行为。但是，应该看到，在其宗教的外衣下，仍然保持着儒家人文理性的传统精神，其倡导者也仍然保持着儒者的基本品格，也是儒学的一种变异形态。

    以孔教学院为代表的海外孔教曾经在殖民地的文化以及其他多元文化的氛围中以宗教为形式，以儒家人道为本质，弘扬和护卫中华文化，成为海外赤子维系中华民族精神于不堕的象征，以及他们心灵的寄托，感情的归宿。据许多出访海外的大陆学者反映，海外华人有一种心态，最怕大陆的学者去讲儒学不是宗教，儒学不是宗教它就不能与当地的其他宗教平起平坐，争取平等，华人就没有一个合法的精神活动的场所了。在有些国家，华侨的孩子出生时报宗教信仰为儒教或孔教，当地政府如不承认儒教或孔教是宗教，就会给他们带来诸多困难。因此，许多海外华侨希望中国宣布儒教或孔教是宗教。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仍然还在争论，大陆的历史和现状又使得官方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使得儒教问题就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儒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和方向问题。

    海外孔教在思想理念上是以儒学的创立者孔子为教主，实际上是以孔子的伟大人格和思想为依归，本质上是人文道德的，是以宗教的形式传承和发挥孔子儒学的基本精神，保存和弘扬中华文化，它与历史上的儒教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与儒学有更直接的承续关系。他们把儒学变成一种“宗教”，在很大意义上是在宗教的活动方式上，在宗教的组织形式上来宗教化，而不是把它神学化，不是在理论上思想上把孔子神化，把孔子的学说变成神学，进行顶礼膜拜，搞成迷信——这一点很重要，这说明孔教运动是传统儒学的民间化、现代化，在思想上仍然保持了传统儒学人文主义的基本品质。孔教运动及其思想有其独特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但是，孔教毕竟只是儒学现代转化过程中的宗教一脉，并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方向，也不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不能走宗教的道路，应该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文化，构建21世纪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体系。

    尽管在中国大陆，儒学发展的主流不可能走宗教化的道路，但我并不否认在以儒学为主的多元文化融会过程中，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有民间儒教的发展道路。这就是说，如果要建立儒教，也只能是民间儒教，即由儒家学者和民众共同建立非官方非政治化的儒教组织，当然也并非与政治无任何关系，而是以文化的方式现实政治的目标。儒教发展的民间道路起码应该有两种功能：

    一是社会教化的作用，以教育的方式面对普通民众；二是宗教的方式，以宗教的形式弘扬儒学和传统文化。实际上二者应该结合起来。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民间”立场，一是作为孔教这样类似的儒教实体必须是民间力量的支持下组织起来的，有广泛民众基础，二是符合社会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是社会化的，属于公共领域的文化现象，三是非政治化的，不能有官方的直接支持或强烈的官方背景，以免由于政治的急功近利化而失去其长远的文化价值。

    有的学者提出了在对待儒学的问题上也可以实行“一国两制”，即出于对港、澳、台同胞精神信仰的尊重，不限制在统一以后这三个地区的学者把儒家作为宗教来对待，而大陆学者仍然主要把儒学作为哲学来对待。这最起码是一种有意义的探讨。孔教在海外继续存在，甚至不排除让大陆有孔教的一席之地，即政府承认其合法性，以宗教自由政策让其在大陆发展。让孔教以宗教形式在大陆民间发展最起码比让基督教在民间的大肆扩张要更符合民族与国家的利益，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复兴。但是，政府不宜以政府行为规定信或不信孔教，包括其他任何教派，乃至如祭祀黄陵这样的准宗教行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宽容民间的宗教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以内，给孔教这样的健康的宗教以及民间的准宗教活动以宽松的社会环境。政府要加强宗教活动的管理，要注意民间宗教活动中的淫祀，反对铺张浪费，反对骗钱骗色，反对封建迷信，最终是走向不断缩小宗教活动或提升宗教活动的文化蕴涵，导向健康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