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刘明武读经典

    周日闲着没事，在东莞图书馆去坐着看了会儿书。广播播报下午两点半在四楼城市阅读论坛有刘明武作主题为“重读经典，打扫孔家殿”的讲座，是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东莞市图书馆承办的。考虑到我已经看书已经看了很久，而图书馆四楼的论坛又从来没去过，便临时决定去听听。

    这个讲厅是一个类似大学多媒体阶梯教室的地方，大约能容纳两、三百人，有地毯，座位是沙发式的，很舒服。我到的时候，里面已经快坐满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这令我多少微微有些吃惊，因为在我的想象中，中华传统经典一直是冷门，普通市民是很少关心的，现在意外见到“这副光景”，也许该是轮到我重新审视这一顽固看法的时候了。

    今天刘先生讲座的主题是“重读经典，打扫孔家殿”，应该说，这个题目是相当不错的，但整个的讲下来，我却感觉除了快结束前有一位青年在刘先生示意下领导听众对着屏幕上的一些经典语句念以外，基本没有讲到“重读”的问题，只有这样一句号召大家重读经典的话：“吃错了药，会害一个人；信错一种文化会害一个民族。”我觉得这话大体是不错的，只是内心还有很多遗憾：刘先生还没有讲到为什么我们要重读经典，仅仅因为这是我们先人的东西吗？另外，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读儒家经典而不是西方经典？为什么要继续尊儒术而抑百家？这些刘先生都没有讲。

    纵贯刘先生这次讲座的主题，在我看来只有“打扫孔家殿”这一个中心。请注意，刘先生这里用的是“殿”，而不是“店”，它已经鲜明地表明了刘先生的立场：“殿”是用来崇敬的，只能打扫，不能打倒。照他的话说，百余年的文化革命做得太过火了，实际上我们应打倒的是卖假药的，而不是药店本身。刘先生还引用某学者的话，说我们过去所批判的儒家文化并非真正的儒家文化，而是伪儒家文化，因此打扫孔家殿很有必要。接着，刘先生不厌其烦地引经据典来说明儒家是如何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民主选举的等等，这对于一些听众来说有些匪夷所思。我不否认刘先生所引用的经典，只不过我怀疑，这些经典真的就表述的是刘先生今天所讲的这种意思吗？一种新化合物，美国人刚刚研制出来，而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兵马俑上已经在用它作颜料了，可这并不能说明两千年前我们的先辈和今天美国科学家对它的认识是一回事。这就像我们的祖先也在用石油，但他们对石油的认识和今天人们对石油的认识不是一回事一样，所以，刘先生这里是“厚古”得有些过了。

    以刘先生所举为例。他说“男尊女卑”出自《列子》，因此“男尊女卑”是道家思想，不是儒家思想，并用婚礼中的言辞来证明儒家是讲男女平等的，这便牵强得很。事实上提倡男女平等还只是近现代的事，是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转入后工业社会，生产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脑力劳动为主后的结果，在此之前，由于先天性别而造成的体力差异，男女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也不可能平等，包括欧洲也一样。所以男尊女卑是时代造成的，是一种特定生产力发展下的社会自然状态，与哪种思想派别无关，孔子又哪里会脱离他所生活的时代，提倡起几千年后才可能实现的男女平等思想呢？这也未免太神了吧？

    刘先生又讲“儒家也有婚姻自由思想”，并用《诗经》开篇以男女爱情为主题来说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未必是必须的，还举舜不告而娶为证。这又是牵强之论。早期人类社会当然是自然结合，没有那么多礼节，但人类社会发展到后来还能这样么？中世纪的西方男女是否就能自由结合？中国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西方不是一样有罗米欧与朱丽叶？难道他们就不讲究门当户对？中国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西方结婚一样要“父母相伴，牧师为证”嘛！

    可见如上这些思想是带有时代特征的，不是儒家、道家或者法家提倡不提倡的问题，也不是诸子百家划分阵营的根据。而刘先生却一次又一次抛开时间轴，将现代提倡的东西强安在先秦儒家思想上，说这些是某家某家的思想，不是儒家思想，把产生于现代的东西当成儒家祖辈毕生提倡践行的内容，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纵观刘先生两个小时的讲座，时代的混淆思维一直贯穿其中，他不停地在用现代人认可的东西去强行解释先秦儒家思想，进而给人造成一种西方有这些现代思想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有了，只不过没有发挥出来的误解，这就有些多少像阿Q了。文科和理工科不一样。一件物品，放在几千年前和放在现代，它的分子结构不会有变化，而一个名词，在几千年前和在现代，其意义却可能完全不同了。“汤武革命”里的“革命”一词和今天我们所谈的“革命”一词是同一种意义么？显然不是。所以，说先秦儒家思想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和我们今天时代精神相一致，而董仲舒、朱熹等人把它改坏了，害了中国两千年，这就等于人为割裂了儒家发展的过程，把它当成一种静态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如果想以此来鼓励普通民众提升民族自尊心、提高对经典的学习兴趣，恐怕就有点类似阿Q时时不忘用自己祖先的风光来提起自己自尊的做法了。我这样说并非想对刘先生不敬，只是我觉得刘先生的这种思路实在还有待商榷。

    在我看来，读经典可以有两种读法：

    其一是把经典放在产生它的时代环境中来理解。例如“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刘先生解释为孔子是讲“饿死是小，失信是大”的，朱熹造假药，把它改了，说这决非真正的儒家思想。这就很有问题，因为我们要考虑产生它的时代背景。孔子的确不说“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因为孔子身处的时代妇女可以改嫁，臣子也可以周游列国，他自己就是忠鲁而不局限于仕鲁，他看的是天下，而不是哪一国。那时也没有什么民族大义，没有什么“楚奸”“秦奸”“赵奸”之类的名词。朱熹却已经是生活在了宋朝，与宋对敌的辽、金、元都是少数民族政权，为了保家卫国，他必须强调一种民族精神，强调一种气节。这里“节”不仅是针对妇女的，也是针对男子的，可以说，是针对宋朝所有民众的，所以才有“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如果当时没有这种精神，秦桧夫妇就不会至今仍跪在杭州岳王庙，汪精卫也就不会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更不会有千千万万的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反对外来的侵略，所以这种思想的提出在当时未必就不是“仁”的一种体现。“饿死是小，失节是大”是那个时代的反映，是儒家的“相”而不是“本”，我们不能执着于这个“相”，用今天的思想来解释它。因此，任何一种思想必须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来理解，不同的时代可以有不同的诠释，正如孔子对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对“仁”“孝”的解释一样。我们不能简单的判定先秦的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而董仲舒、朱熹等人就是卖假药的，那儒家思想在中国岂不是中断了两千年么？这恐怕就不是咄咄怪事，而是令人瞠目结舌了。

    其二是通过经典的重新解读来探讨其在当代的意义。儒家思想归根到底用一个字来表述，可以总结为一个“仁”字，但正如孔子对“仁”的解释前后不一，它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表现也是不同的。过去是“仁”的行为，现代却未必就是“仁”。还是用刘先生所举的例子，他解释舜娶二妻是因为当时女多男少，女人需要男人来养活，因此舜娶二妻是“仁”的表现，但在今天就违法了，成了“不仁”。所以，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仁”的具体内容，而当代儒家的目的应该是根据现时代的需要对儒家经典进行新的解读，找到它在今天的时代指导意义。这就是说，当代儒家的目标是在儒家核心价值观下进行创新，找到儒家思想的“本”在这个时代的“相”，而不应该是执着于引经据典来证明今天的很多先进思想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有了。虽然在文字上，它的表述可能是一个词，但这不一定是一回事。没有人能预料到几千年后的世界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孔子也是人，他不能脱离他身处的时代，而他的伟大并不在于他解释了几千年后的世界，孔子的伟大在于，他通过对周公思想的重新诠释，找到了这种思想在先秦的时代意义，进而通过他的身体力行影响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才是他被后人尊为“圣人”的原因。

    刘先生的这种读法可看作是第三种读法，做学术研究可能用得上，即考证某种现代思想在古代的源头，但我们都需要注意，这种考证不能为了考证而考证，不能为了达到目的而忽视过程，把现代的东西硬安在先人的脑袋里，既脱离当时的时代，又脱离了儒家思想的本意，它对民众起的只可能是误导而非引导作用。

    儒家思想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体系，它不是一个平面的、固态的东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因为过去某些思想与现代思想不合就强说那是伪儒家思想，是假药。这就好比一种用在妇人、体虚者身上的药我们用在了男人、强健者身上，没有见到效果，或者是列宁先夺取大城市再解放全俄国在中国却行不通，于是硬说它是假药、是赝品一样。所以，孔家殿是需要打扫，但我们在做清洁的同时一样也得理智和审慎，不能随手拿起东西就丢，要知道，丢出去容易，要找到再拣回来可就难了。在批判百余年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中，我们同样要保持冷静的思考，这才是“重读经典，打扫孔家殿”的意义所在。

2006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