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智之忠到愚昧之忠：“忠”的

本义与歧义──打扫孔家店

刘明武

一、“忠”的本义

    忠，在《说文解字》中有这样的注释：“敬也。从心，中声。陟弓切。”进一步的解释为： “忠，肃敬而尽心尽义。从心，中声。”

    在《辞海》中，忠被解释为两重意思：忠诚：尽心竭力。特指忠君。如忠臣；忠良。

    相比之下，《辞海》的解释比《说文解字》的解释多出了一重意思。多出一重意思，但缩小了许多应用范围。

    实际上，在中华文化的源头，“忠”的应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中华元文化创建了两条基本的道理：理性做人；智慧做事。理性做人需要重视这样几个字：信、诚、忠。信用、诚实、忠诚，是做人的一般准则。本文将把论述的重点集中在尽心尽义之“忠”上。

    忠，可以应用于朋友之间，互相作忠实的朋友；可以应用于个人与公家之间，如《春秋左传·僖公九年》便有“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的观点；可以应用于一般人的交往之中，如曾子便说过“为人谋而不忠乎？”这里的“人”是一般的人，而不是特定的人。有陌生人有求于你，你尽了心又尽了义，就算是“为人谋，尽了忠”。

    忠，同样可以应用于君臣之间、君民之间。

    君臣之间“忠”的内容与条件是什么？君民之间到底应该谁忠于谁？这两个问题是本文议论的核心所在。

二、“忠”的歧义

    秦汉以后，历代皇帝及其御用文人们偷换了“忠”字的概念，把对人对事尽心尽意的泛指之“忠”，变质为对皇帝一人无条件绝对服从的特指之“忠”；把理性之“忠”变质为愚蠢之忠。愚蠢之忠，愚弄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秦汉以后，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句足以让整个中华民族永远蒙羞的话：“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

    “臣对皇上一片忠心。”“臣对皇上忠心耿耿。”“臣永远忠于皇上！臣无限忠于皇上！”这是历代的英明皇帝、愚蠢皇帝以及残暴皇帝都爱听的话，历代奸臣最善于用这样的话去欺骗皇帝，历代愚忠之臣也最爱用这样的话去向皇帝表白自己的愚蠢之忠。

    西汉以后，“忠”字的使用对象集中在了皇帝一个人身上。“忠”、“忠心”、“忠心耿耿”，成了臣事君、民事君的专用词。

    忠君，是皇帝文化对臣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忠君教育一直是打着儒家文化招牌进行的。

    中华文化真是主张“愚忠”的文化吗？儒家文化真是主张“愚忠”的文化吗？

    新世纪开始了。弄清元文化里“忠”字的真实含义，弄清儒家文化里“忠”字的真实含义，对于认清皇帝文化的骗术、对于中华文化的复兴应该是有益的。

    弄清“忠”字的真实含义，认清皇帝文化的骗术，应该从君民关系与君臣关系入手。

三、元典中的君民关系与君臣关系

    １、君民关系：君应该忠于民

    元典之中的理，是“君忠于民”的理。

    《周易》中有“使民不倦，使民宜之”之理。《周易》位于群经之首，按照顺序，查找君民关系，理当从《周易》开始。《周易·系辞下》记载的第一位君王是包牺氏，第二位君王是神农氏，第三君王是黄帝，黄帝之后是尧、舜。“使民不倦，使民宜之”之理出现在黄帝、尧、舜的名字之后，完整的意思是这样的：“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在这里，“民倦不倦”、“民宜不宜”是黄帝、尧、舜能不能担任领袖之职的前提与基础。黄帝时代的领袖人物的产生，所重视的不是血统，而是实际贡献。君民之间的关系，不是人民如何忠于君王，而是君王处处、时时、事事留心民意，以便“使民不倦，使民宜之”。

    《周易》中有“天人一体”之理。《周易》所界定的理是“天人一体”之理。《周易·革·彖传》：“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这两次革命中，“顺天”与“应人”在同一层面上， “顺天”即是“应人”，“应人”即是“顺天”。天理人理一个理，天意人意一个意。《周易·彖传》的这一立场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八卦的三爻、六十四卦的六爻都把人的位置摆放在天地之间，八卦所开创的中华元文化是“天人一体”的文化。君得罪了人，就是得罪了天。

    《尚书》中有“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之理。君应该忠于民，否则上天就会终止你的君王之职。据《尚书》和《论语》的记载，尧、舜、禹三位君王在交接之时相互嘱托这样一句话：“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舜都明白这一道理：天下人民贫穷之时，即是上天结束君王禄位之日。天佑民而不佑君。民贫，君就输了天理；天下贫穷之时，如尧、舜、禹这样做出巨大贡献的君王，上天也不会予以特殊保佑。试想一下，天下贫穷之时，上天会保佑刘阿斗、朱元璋、溥仪这样的君王吗？

    《尚书》中有“天民一体”之理。《周易》中有“天人一体”之理，《尚书》中亦有“天民一体”之理。“天民一体”之理简练表达在下面三句话里：“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尚书》之中，反复在讲述着这个道理：民的眼睛就是天的眼睛，民的耳朵就是天的耳朵。天的赏罚就是民的赏罚。天意即是民意，民意即是天意。天子违背民意就是违背天意。违犯天意，民就可以代表天去推翻它。

    《春秋左传》中有“君忠于民”的道理。君与民之间，是君应该忠于民，还是民应该忠于君。正确的答案是：君应该忠于民！《春秋左传·桓公六年》有这样一个清晰的论断：“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为君之道，在于两件事：忠于民；信于神。在这里民与神并列，但民为神之主。民为神之主也是《春秋左传》中的重要论断。在《春秋左传》里，民是神的主人，民的地位高于神。民有如此之地位，君王理所应当效忠于民。

    从八卦起，中华文化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文化。三爻所讲的是“三才者，天地人”，而不是“三才者，天地君”。八卦是中华文化之元。元文化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文化。“三纲”以后，本末发生了倒置，源流发生了倒置。理之变，变在“三纲”里。

    元典之中的事，是“君造福于民”的事。

    文字经典之前是神话传说。按照现代人的说法，神话传说是蒙昧时代的蒙昧认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蒙昧时代的认识中产生出的中国神话里却总是充满着理性与文明。神话中的君王没有一个愚蠢之君、残暴之君，恰恰相反，个个都是聪明之君、仁慈之君、利民之君，个个都能够造福于民。其大者如：

    第一，补天之女娲。女娲造福于民，其事有四：炼五彩石以补天洞；断鳌足以撑天角；杀黑龙以治暴雨；积芦灰以治洪水。四件伟大工程的完成，使天下人民有了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

    第二，构木为巢之有巢氏。构木为巢的事迹记载在《韩非子·五蠹》篇中。有巢氏动手动脑构木为巢，使天下人民从山野洞穴中迁入了草木构筑的房屋，草木屋一可以遮风避雨，二可以避免虫蛇野兽的侵害。构木为巢的发明创造使天下人民在生活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大步。有巢氏造福天下，天下人“使”有巢氏为王。

    第三，钻木取火之燧人氏。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事迹亦记载在《韩非子·五蠹》篇中。燧人氏动手动脑钻木取火，使生肉变成了熟肉，使生米变成了米饭，使腥臊恶臭的蚌虾变成了美味嘉肴。燧人氏的发明创造使天下人民在生活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大步。燧人氏为天下人造福，天下人“使”燧人氏为王。

    第四，“尚象制器”的圣人们。尚象制器就是仿照形象之象与抽象之象进行发明创造。《周易·系辞下》记载了五位君王──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他们的名下没有记载残酷厮杀的赫赫战果，而是记载了一系列发明创造的硕果。伏羲氏名下有两大发明创造：一是八卦，二是网罟。神农氏名下有两大发明创造：一是耒耜，二是交易市场。黄帝、尧、舜名下记载的发明创造有九项之多：衣裳、舟楫、牛车马车、臼杵、弧矢、宫室、棺椁、书契。这九项发明涉及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明创造的目的，《周易》中有四种说法：济万民；教天下；利天下；威天下。工具上的发明创造促进了生产，器具上的发明创造改善了生活，市场的建立、交通运输工具的发明创造促进了货物的流通……《周易·系辞传》高度评价“尚象制器”的圣人们，把他们的贡献与天地的功劳、日月的光辉并列而论。没有济民的智慧，没有利天下的贡献，就没有机会进入这早期的文化经典。每有一件新的发明，都要教会天下人去使用。“教天下”之“教”，所讲述的是无私之品德，君王的发明创造不是为了一人一家，而是为大天下。先进武器的发明，在于威慑觊觎之敌。“威天下”之“威”，所讲述的保卫天下太平的能力。发明先进武器，用来威慑入侵之敌，天下太平同样在“利民”范畴之内。“威天下”而不是“霸天下”，早期的中华民族一有力量，二有理性，发明先进武器的目的只是保卫自身的安全，而不是为了去西太平洋烧人家的“圆明园”，更不是为了到东京去“大屠杀”。黄帝、尧、舜这样的带头人没有带领中华民族去蹂躏别人的土地，但是有黄帝、尧、舜这样的带头人，谁人又敢到中华大地上胡闹？！

    第五，尧制历法。《尚书》所记载的第一君王是尧。尧造福于民的重大贡献是制定了历法。在尧的组织下，确定了春夏秋冬四时；确定了一年３６６天，闰月而成岁。早期的中华民族特别重视遵循自然规律──“与四时合其序”，传说中黄帝时代已经有了历法，但最早的文献记载当属《尚书·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尧时代的天文学已经分出了年和岁的区别：岁有一定之日，而年有一定的区间。有闰年而没有闰岁，所以以“闰月”的方法使年岁一致。几千年过去了，尧创建的“闰月而成岁”的历法，今天仍然是必须遵循的规律。

    尧还有一件“有心无功”的工程──治理洪水。尧组织人力治理洪水，“四岳”推荐了鲧。大概是鲧的治水方法有问题，治理了九年，成效不大。这一治理没有成功的事例，仍然记载在了《尧典》之中。尧从造福于民的良好愿望出发，组织人力治水，因用人不当而没有成功。不成功的事例仍然记载在文献之中，这说明贤尧并不隐藏自己行政中的败笔。

    第六，舜制“五教”、“五刑”。《尚书》所记载的第二君王是舜。舜之所以能够接尧之帝位，所依据的不是血统，而是品德与才能。舜在利民方面有两大贡献：一是制定了家庭伦理之“五教”；二是制定了刑罚之“五刑”。

    中华民族祖先特别重视家庭建设，把家庭安定看做是天下太平的基础。舜制定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之教”。在“五常之教”中，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每个成员必须尽自己的责任，并且向其他成员负责。“五常之教”中没有专制，没有绝对权威，没有把工具理性“纲举目张”引入人际关系。人是万物之灵，不是工具。确定家庭成员之间各尽责任相互负责的理性关系，是舜对天下之民的一大贡献。

    “刑罚清而民服。”人有君子，也有小人；人有圣人，也有盗贼，说教之外必须有刑罚。舜在“五常之教”之外制定了“五刑”。“五刑”上不避大夫，鲧作为大臣治水无功无效而劳民伤财，刑至流放。“五刑”下不株连亲属，鲧被流放并不影响其子禹的晋升与接班。用“五刑”来惩罚罪犯，用“五刑”来警戒世人，营造出一个清平世界，是舜对天下之民的又一贡献。

    舜指定后稷研究农业耕种与时令之间的关系以及百谷良种的培育；舜指定大禹“平定水土”──治理洪水。

    第七，禹划九州。大禹治水，是家喻户晓的一大贡献，本文不赘述。本文介绍的是禹另一件鲜为人知的大贡献──在自然科学上的大贡献。《尚书》中有一篇以大禹之贡献命名的文献《禹贡》。《禹贡》表面上所讲述的是行政区划，实际上也是一部地质地理学。中华大地上有山有水。山水之间有自然分界线。大禹以山水之间的自然分界线为依据划，分出了天下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九州即九个行政区域。九州大地上土地分五色：黑、白、红、黄、青。五色土地的质量不同，所以赋税也不同。五色土地上生长着不同的花草、树木以及动物。山水之中与五色土地中还蕴藏有各种矿产……几千年来，历代皇帝对《禹贡》的研究，所重视的是大禹建立起来的税收制度：不同的土质有不同的赋税，这种研究完全忽略了《禹贡》在自然科学上的巨大贡献。九州的划分，现象上只具有行政意义，实际上行政区域的划分是以地质地理学的研究为基础的。在笔者──地质工程师看来，《禹贡》是中华民族的第一部地质地理学。《禹贡》中的九州大地，东西南北，不同的地理环境有着不同的地质特征。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地质特征，生长着不同的植物、动物，蕴藏着不同的矿产。人的生长与地质地理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植物生长与地质地理环境有直接的关系，矿物的蕴藏与地质地理环境同样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都是近代西方科学所重视的问题，中华民族是在大禹时代就开始研究这些问题的。遗憾的是，大禹之后的君王与诸子百家似乎对地质地理学失去了兴趣，《禹贡》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行政学与自然科学融为一体的经典。

    禹的实际贡献比尧还大。《史记·匈奴列传》有这样的说法：“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笔者认为，大禹有巨大的贡献，也有根本性的过失。这一根本性的过失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伤害至今无法平复。这一根本性的过失，孔夫子的表述为“大道即隐，天下为家”。《三字经》的表述为“夏传子，家天下。”大禹没有把“天下选贤”的优秀制度继承下来，从此开始了“天下传子”的恶习。

    一部部经典中的哲理，一个个传说与记载中的事例，都在讲述着这样的“理”与“事”：理是君忠于民的理，事是君造福于民的事。没有忠于民的忠心，没有造福于民的能力，在早期的中华大地上是不能成为君王的。早期的中华民族崇尚的是智慧与能力，所以产生出来的君王是贤哲与能者。

    ２、君臣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礼仪关系

    在元典之中，君臣之间的理是平等之理，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的礼仪关系。君臣都是为民办事的，臣不是君的附属品，更不是君的家奴。

    《周易》中的为臣原则。《蛊》卦上九爻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就是事君为臣的原则。为臣不是为奴，事君是路径，高尚天下之事是目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被孔子引入《礼记·表记》，作为儒家从政的准则。孔子在这一原则下，又引申出了具体准则：“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

    《周易·序卦》中的君臣礼仪。《周易》认为，君王不是从天上下凡的，也没有什么后天的龙种，君臣都是人，都从人中来，是人都应该讲“礼仪”。在《周易》的哲理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均为礼仪关系，《周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在这段论述里，将人际关系分为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五伦，亦即五对对应关系。五对对应关系最终落脚在“礼仪”二字上。君臣关系也在这五对对应关系之中，君臣关系理应是礼仪关系。

    《诗经》中的歌颂与批评的原则。《诗经》有“风”、“雅”、“颂”。“风”为讽刺、批评。 “颂”为颂扬、歌颂。诗理之中，君有病臣民可以讽，君有功臣民可以颂。并不是坐到君王的位置上，就一定能受到歌颂。

    元典之中，君臣的大事是以民为本的事，君臣之间的事是相互负责的事。以民为本的事，君臣之间是可以讨论的。君臣之间的事，是相互尊重的，也是可以相互批评的。《尚书》之中，君臣之间有很多动人之事。这些动人之事值得后人永远效仿。

    《尚书》中的议事制度。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君臣之间是先讨论之，而后决定之。在《尚书·尧典》之中，所有的大事都是君臣之间讨论决定的。谁负责治水，讨论决定之。谁来接替君王之位，讨论决定之。议之而后动，是尧开创的民主制度。在“议之”的过程中，尧的意见并不是惟一的正确意见，尧也没有独断专行权，必须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君以为可，臣可以以为否；君以为否，臣可以以为可。天地之间，“和实生物”；君臣之间，“和而不同”生出治国之良策。

    《尚书》中的君臣“股肱”关系。《尚书·益稷》记载了一首《元首》之歌，这首歌为舜所作。歌词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歌词中的君臣关系为“股肱”关系。股者，腿也；肱者，臂也。臣与君，犹如人体中的胳膊与大腿。胳膊与大腿的运动是协调的运动，而不是“纲举目张”的运动。明白了胳膊与大腿之间的血肉联系，绝不会产生出“君叫臣死，臣不死为忠”的荒唐。

    《尚书》中的君拜臣师。君为君，是地位问题。地位高，并不等于学识渊博。臣在学问上高于君，君可以以学生的身份请教于臣，也可以拜臣为师。《尚书》中的皋陶以臣的身份教育过帝王之禹，禹以臣的身份教育过帝王之舜。《尚书》中的《仲虺之诰》、《伊训》、《洪范》、《召诰》，都是圣贤教育帝王而留下的重要文献。“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者亡。”《尚书·仲虺之诰》能够自己求得老师的人就会为王，以为别人不及自己的人就会灭亡。这是四五千年前的圣人对帝王讲的话，今天看来，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教育意义。

    《尚书》中的批评精神。《尚书》中的臣有明确的是非善恶标准。他们敢于歌颂“是”与 “善”，也敢于批评“非”与“恶”。贤君面前有贤臣，暴君面前有诤臣。殷纣王是历史上的暴君，但暴君也有人敢于当面批评，祖伊就是敢于批评暴君的诤臣。他面对面列举纣王的一系列罪过，然后说你这样做是自绝于天、自绝于民：“惟王淫戏用自绝。”当纣王以君命系天胡搅蛮缠时，祖伊的回答是“罪恶太多了，天也不会保佑你”：“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尚书·西伯戡黎》

    《尚书》中的君可以请教狱囚犯。武王伐纣取得胜利之后，从纣王的监牢里放出前朝贤哲箕子，并向他请教安定天下之道。箕子告之以“洪范九畴”，即九类大法，由此留下了受重要文献《洪范》。尊重贤人，是早期贤明君王的一大特点。不论是渔翁农夫，只要见识高明，君王都可以向其请教。

    尧立诽谤木。根据《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中的记载，尧舜时代，中华大地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木头柱──诽谤木。诽谤木下，天下人可以对朝政提出口头批评。诽谤木上，可以贴上天下人对朝政的批评意见。“诽谤”本意是正常批评与评论。在法家学说里，“诽谤”一词由正常批评被歪曲为恶意攻击。诽谤木变质在皇帝文化里，诽谤木在西汉以后变成了华表，言论自由的象征变成了皇家权威的象征。今天的华表，其全部作用就是告诉人们曾经有这么一个历史遗迹。诽谤木与华表，几千年前与几千年后，旧与新，相比之下谁先进谁落后呢？先进与落后，仅仅以时间的前后作为对比依据，显然是荒谬的。历史证明，凡是敢于接受批评的人与事、事与理，才有真正的生命力。相反，那些利用地位与权势制造出的颂扬，即使当时的颂扬之声惊天动地，转瞬之间就会成为笑话与耻辱。

    受到歌颂的汤武革命。君王的意志不是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君王的意志也不是决定大臣命运的惟一标准。相反，君王违反天理人理，大臣不但可以抗命，而且可以革命。汤武革命，所记载的就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的事。汤武革命在《周易》、《尚书》、《论语》、《孟子》中都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其中，以孟子的评价最为恰当：君王施行仁义就是君王，君王残害仁义就是独夫民贼。臣对独夫民贼进行革命是正义之举，是完全应该的。汤武革命属于道义革命，不能仅仅理解在政治层面上。

四、洗去孔夫子脸上所蒙的灰尘

    孔子主张的是“理智之忠”，“理智之忠”是做人的基本素质。“理智之忠”的基本意思是忠诚、忠实、忠厚。“理智之忠”可以广泛地应用在日常生活的人际交往之中，并非固定在君王一个人身上。

    《论语》之中，“忠”字出现了十多次。每出现一次，就有一种新的含义。归纳起来，其含义有：人际交往之忠，意为尽心尽义；个人品德之忠，义为忠诚、忠厚、忠实；忠君之忠，意为尽心尽义；为官之忠，意思是为民做出好榜样；行政之忠，有为尽心尽义和严肃认真两重意义；育人之忠，意思是诲人不倦。在形而上，“忠”为“仁”的具体内容。

    下面仅以人际关系与君臣关系为例，说明儒家主张的是“理智之忠”。

    人际交往中的尽心之“忠”。《论语》论“忠”，首先起于曾子。曾子论“忠”，首先论在日常生活的人际交往之中，而不是君臣关系中。人际交往中的君子，对人的承诺一定要有一个尽心负责的态度，这就是“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吾日三省吾身”这句名言是众所周知的，“为人谋而不忠乎”是“三省”的内容之一。这里的“人”字，所指的是一般人──没有财富上的贫富之分，没有地位上的高低之分，没有年龄上的大小之分。儒家主张对任何人的承诺都应该有负责的态度。人际交往之“忠”，是尽心尽义之“忠”，是认真负责之“忠”。

    《论语》里的第一个“忠”字，属于普通人，并没有被君王所独占。

    忠君之“忠”。《论语·八佾》出现了忠君之“忠”。不过，在君臣关系中，臣之“忠”是有先决条件的，这个先决条件就是“君使臣以礼”：“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忠君之“忠”，是以人格尊严为前提的。先有君之“礼”，后有臣之“忠”。君臣之间是相互负责的关系，不是单方面负责的关系。君之“礼”与臣之“忠”是相互为根的。换句话说，没有君之“礼”，也就没有臣之“忠”。

    “勿欺也，宁犯之”的事君态度。在《论语·宪问》记载了孔子与子路的一段对话，对话的中心内容是如何“事君”：“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宁犯之。’”宁可直言冒犯，不要阳奉阴违地欺骗，这就是孔子的事君态度。从道不从君，是儒家事君的基本立场。君有道从君，君无道从道。君命顺道臣从君命，君命逆道臣逆君命。在孔子、荀子、孟子所留下的典籍中，这一基本立场是一贯的。

    “忠”还可以用在育人上。“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孔子把忠诚之“忠” 与教诲之“诲”连在了一起。凡是值得效忠的对象，都应该竭力进行教诲。这一主张，广泛适用于君臣、父子、长幼、朋友之间。孟子在《滕文公上》留下了一个关于“忠”概念：“教人以善谓之忠”。求善，是人文关怀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儒家论“忠”，就是为了把人育到止于至善”的境界。

    有一些学者把孔子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成了愚蠢之忠的理论依据，这是不对的。也有一些学者把孔子的这一主张当成了“三纲”的理论依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此话的原文见于《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人要有人的样子，这是儒家对“人所以为人”的基本要求。这里的“样子”就是讲究名分与责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重叠，第一字讲的是名分，第二字讲的是责任；有什么样的名分就有什么样的责任，名分与责任具有统一性。具体到家庭之中，就是“父亲要有父亲的责任，儿子要有儿子的责任”；具体到国家之中，就是“君要有君的责任，臣要有臣的责任”；君臣、父子之间是一个双向负责的关系。双向负责是理性的，里面没有愚蠢的成分，没有绝对的权威，更没有的无条件的屈从与盲从。名分与责任的统一，才有理性文明之人，才有和睦兴旺之家，才有太平有序之天下。

    孔子有强烈的批评精神。敢于批评现实，这是儒家的基本特点。敢于批评现实而不是一味地吹捧与颂扬，这是儒家与法家的基本区别。《礼记·檀弓》篇中记载了孔子对“苛政”的批评，并留下了“苛政猛于虎”这一千古传诵的名言。批评“苛政”，显然不在屈从与盲从范围之内，更不在“愚忠”的范围之内。

    “汤武革命”中领袖人物是商汤和武王。在这两场革命中，都是臣发动了对君的革命。商汤和武王，在儒家典籍里都是正面英雄人物。商汤和武王受到了孔子的歌颂，也受到了孟子的歌颂。商汤刻在洗脸盘子上的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被引入了《礼记·大学》。商汤说过的“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被写入了《论语》。赞扬革命者，说明儒家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说明儒家文化里并没有“以君为纲”。商汤身为君王，把天下的错误归于自己。孔子引用商汤“罪己”的名言，是对商汤的赞同。商汤创造“罪己”名言，孔子引用“罪己”名言；商汤与孔子，两者均没有“以君为纲”。

    孔子主张独立人格，在《论语·子罕》篇里，孔子留下了一句千古传诵的名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礼记·儒行》篇里，孔子留下了一句千古传诵的壮语：“儒可杀不可辱”。这两句话，哪一句都重于泰山。

    《论语·微子篇》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国赠送了鲁国一个女子歌舞队。当时主持朝政的季桓子接受了这个歌舞队，并且沉醉于此，连续三天不理朝政。道不同不足以谋，孔子挂冠而去，一点也不委屈自己。官可以不做，尊严不能不要。其原文是：“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孔夫子一生之中，对于君王的错误，言是批评之直言，行是批评之直行，丝毫没有愚忠的成分。孔夫子为人师表，孔夫子的批评精神深深影响了儒家弟子。《郭店楚简》中有一篇《鲁穆公问子思》，其中涉及关于“忠臣”的界定。子思所界定的“忠臣”，代表了儒家标准：“鲁穆公问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在儒家弟子子思看来，所谓忠臣之“忠”，就表现在敢于经常地批评君王的错误上。

    西汉时的董仲舒提出了一个让当时皇帝喜欢，也令历代皇帝喜欢的“三纲”理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纲”之中，以“君为臣纲”为首。“君为臣纲”被皇帝推行、被大臣认可接受之后，愚蠢之忠就取代了理智之忠。“三纲”之后的两千多年里，理论与实践中出现了根本性的谬误：

    第一，“高尚其事”的为臣原则改变了。《周易》《尚书》中的臣，一切以“事”──利民之事，利天下之事──为出发点；“三纲”之后的臣，一切以“听命君王”为出发点。

    第二，从道不从君的原则改变了。君之上还有道，这是元文化中的基本常识。君不是判断是非的终极标准，君也必须接受道的评判。老子的“人法道”，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些论断的出发点不同而落脚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判断是非的终极标准不是君王而是道。道者，规律也，自然规律也。“三纲”之后，“纲”取代了道。君成了判断是非的终极标准。“纲”取代了道，臣就失去了批评君王理论依据。君有命，不论是顺命还是逆命，臣只能服从而不能违抗。

    第三，“君臣一体”变为“君臣两分”。《元首》之歌中将君臣定为一体──“股肱”。大脑、胳臂与大腿，只有和谐一致，才能够发挥出作用。“君为臣纲”把臣变成了工具──渔网。渔网的操作是纲举目张，臣作为“网目”，永远失去了主动的地位。

    第四，议事制度改变了。尧开创的大事议之而后动的制度被乾纲独断所取代。只要做在君的位置上，无论本身素质如何低下，就有了一言九鼎的最后决定权。皇帝不点头，岳飞、辛弃疾即使有退敌的能力也领不了兵。乾纲独断，贻害无穷。上下几千年，皇帝几百名，能够称得起“开明”二字的几稀，大部分家传皇帝来“正常”二字都到不到。“开明”皇帝乾纲独断，也会出错，也会酿成大祸。那些连基本道理都不懂的守成皇帝乾纲独断，天下会有安宁太平的日子吗？

    第五，为臣的尊严没有了。孔孟时代以及以前的君臣对话，是相互坐着说话的。西汉以后的君臣对话，是臣跪着说话的。野和尚朱元璋当了皇帝野性依然，可以在朝廷上打大臣的屁股，甚至于剥皮揎草。那句让整个民族永远蒙羞的话“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竟然顺理成章地出现在了一直以文化文明为自豪的中华大地上。

    第六，无耻小人变成了大人。愚蠢之忠使无数小人穿上了蟒袍，小人变大人，一代又一代。《三国演义》中的话可以借用在这里：“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

    第七，敢于批评君王的臣越来越少。面对殷纣王这样的暴君，还有祖伊这样的诤臣。孔夫子温良恭俭让，还有“苛政猛于虎”的批评。尧舜那样的圣人君王，立“诽谤木”主动接受批评意见。“三纲”以后的君王，不管是刘阿斗那样的蠢材，还是溥仪那样的尿炕娃娃，只要坐到那个位置上，就会听到“万岁圣明”的歌颂。至于批评，为臣者几乎丧失了批评功能。两千多年的皇帝文化里，批评苛政的文章今有几篇？

    “三纲”把君臣关系由人与人的礼仪关系最终改变为主与奴关系。在主奴关系中，主所需要的是“愚蠢之忠”。“愚蠢之忠”的具体表现就是绝对的服从与盲从。

    一个“忠”字，在元文化中是一个意思，在变质文化中又是一个意思。一个字的意思前后不一，造成了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早期的人尽其才，后期的人尽奴才。西汉以后，愚蠢之忠使一代又一代英才无所作为而终身遗憾。

    “惟天无亲，克敬为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天不可能永远保佑一家一姓为君，民不可能永远忠于一家一姓之君；天亲顺天之人，民怀仁德之君，这是《尚书·太甲下》中的哲理。早期的人民知道选择贤能者为君，选举产生的君王是应该忠于人民的。大臣忠君，也是协助君王做好天下之事、做好利民之事，而不是仅仅当好一家一姓的奴仆。

    诸葛亮、范仲淹、岳飞、辛弃疾式的忠君，所忠的只是一家一姓之皇帝而不是天下人、天下事。只知道忠君而不知道选君，所以遗憾终身的悲剧是必然的。这样的悲剧，是文化变质与文化失传造成的。不在文化上正本清源，这样的悲剧就只能一出一出地演出来又演下去。中华元文化是选君的文化，变质文化是忠君的文化。两千年来“忠君”的最后结果，只是验证了西方的一句谚语：“一只老虎带领一群羊，会打败一只羊带领的一群老虎。”整个民族不知道选举出能够带领天下人民前进的贤明君王，只知道忠于那些以血统登上王位的无能皇帝，除了落后挨打的结局之外，还有第二个结局吗？

    恢复“忠”的本义，不仅仅是纠正一个概念性错误，而是涉及到文化正本清源的问题。只有寻根溯源找回中华元文化，一代又一代愚忠的悲剧才能真正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