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穆：扬弃新史学的史学大师

    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以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从全部历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1948）

 

    近代中国人都好说中国二千年政治没有变，试问古今中外，哪有如此理？亦哪有如此事？……只因我们此刻不看重历史，不研究历史，所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都是一样，都只是专制两字已可包括尽了，其实是不然的。——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1955）

 

    钱先生毕生所发挥的是整个中国学术传统，不是他个人的私见。过分强调或突出他个人的作用，不是抬高或扩大他，而是降低或缩小他。——余英时（《敬悼钱宾四师》，1990）

 

    （1895.7.30.～1990.8.30.） 【清光绪廿一年（乙未）六月初九日生，终年95岁】

 

    有论者把钱穆跟鲁迅、胡适相提并论：“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注1〕此言自有道理。可是其一，所举除鲁迅外，另两位都大大超越了“30年代”，从寿数看尤其如是：胡适的“自由思想”延至60年代初，钱穆的“严谨学业”更持续到世纪之末。其二，单就“严谨学业”言，到底该由钱穆，还是陈寅恪、李济等人文学者，或者胡先骕、梁思成等科学家和工程师，乃至由不止一人做代表，似也不无商榷之余地。

 

    重要的是，钱穆的影响，远非“严谨学业”四字能概括。方克立说：“钱穆可以说是在史学领域高举现代新儒学旗帜，反对‘尽废故常’的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是后半世纪“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堡垒”和“第二阶段现代新儒家传道授业的一个大本营”〔注2〕。美国学者邓尔麟说：“钱穆与—些倾向西方启蒙并摈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同”，其“‘对立面’既不是文化的过去，也并非‘现代的’今天；被钱穆认为与中国现实格格不入的，乃是西方文化所颂扬的真理标准”；他“并不一味地依恋传统，而是在深思反省之后，看到某些中国传统价值仍然能使中国文化独树一帜而不同于西方文化”，“他看到传统文化价值能在政治和经济大变动中仍然得到传播，从而巩固加深了他对这些价值的信仰和理解”。〔注3〕汪学群说：钱穆“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乡村，正是中国社会乡村民间的朴实无华，铸造了他既平实又坚韧的人生与学术。他是从乡土中国走出来的一代史学巨擘，一位营造‘文化中国’的先驱。”〔注4〕王晴佳称：钱穆“以史学成名，但他学问之淹博，已经使他的治学超越了史学的范围而成为所谓‘国学大师’。”〔注5〕——虽然，钱穆自己早在70多年前说过：“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国学概论·弁言》）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5岁入家乡钱氏宗族义塾念书，13岁上中学，17岁因家贫辍学。其后，他一边自学苦读，一边任教于厦门、无锡、苏州等地多所中小学。在“既无师友指点，亦不知所谓为学之门径与方法”的情况下，撰《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等专著——后者“率先系统地清理了‘五四’以来的当代思想，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定为中等学校教科书”。钱穆时年31岁。4年后，他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错误，证明刘歆无“伪造诸经”的必要和可能，“解决了晚清道咸以来的经学今古文争论的公案，打破了中国近代经学研究的今文学的一统天下，纠正了一味疑古的学风，因而震动了北方学术界”。〔注6〕也在1930年，经以“古史辨”著称于当时学界的顾颉刚〔简历附后〕介绍，钱穆应聘到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翌年任北京大学副教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顺应普遍高涨的反日情绪，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命各大学开“中国通史”课。按例，此课该由若干讲师分任。北大原拟由15位专家共同承担，但因“实行起来困难，才由钱穆建议，由他和陈寅恪两人主讲。最后，钱自告奋勇，决定一人承担”。自此，钱穆的学术生涯发生了重要变化：过去以“考史”为主，其后改以“著史”为主，后来大部分著作都在讲稿基础上写成。〔注5〕抗战前，他历任北大、清华、北师大等校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先秦史、近三百年学术史、政治制度史、中国通史等课程。抗战中，任教于西南联大、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曾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齐鲁学报》。抗战后，任教于昆明五华书院、无锡江南大学等校。

 

    1949年8月，新华社连发文章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毛泽东在所撰《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里，点了钱穆和胡适、傅斯年〔简历附后〕三人的名，说他们是仍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中之“极少数人”。半个多世纪后，华新民写到：“当时胡适坚决跟国民党走……傅斯年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可“为什么要把钱穆划到反动派那里去呢？想不通”。并讲到，钱穆“对闻一多的激烈反政府言论有所批评，但是在闻一多遭到特务暗杀之后，他是少数有胆量出席闻一多追悼会的人之一”；何况钱从未留洋，“是个地地道道的‘土产’学者；从学术上讲，他反对胡适的西化主张，是个崇尊儒家的‘国粹派’，说什么也同‘个人主义’这种西方玩意沾不上边……还没有听说孔孟之道中可以发掘出‘个人主义’来”。换言之，那顶“民主个人主义”帽子对钱穆，“有点张冠李戴”。〔注7〕不知与此事有无干系，1949年钱穆去了香港，以后再没回过大陆。

    1950年，钱穆和唐君毅等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钱任院长至1965年该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止。其间，钱屡次应邀赴日本、欧美讲学，“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了解中国，增进相互间的学术交往起了积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亚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是钱穆所追求的精神”〔注4〕。钱72岁迁居台北，以后仍应邀四处讲学，著述不辍。曾兼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等职。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对钱氏一生治学作如下概括：“由古文始，进而治五经、治先秦诸子，再进而治史学；由通史而至文化史、思想史。兼重训诂考据与义理，尚会通，于会通中探求中国学术文化之内在生命力和内在逻辑，阐扬中华民族文化”〔注6〕。光看这段话，未必能一下子掂出钱穆学术思想影响的份量。

 

    五四后的“新史学”阵营里，以胡适、傅斯年及顾颉刚为代表的“主流派”，标榜“科学史学”，又有“疑古派”、“考据派”、“西化派”之称。钱穆30年代初跻身北平学术界后，逐渐跟此派分道扬镳。个中缘由，王晴佳分析说：此前，钱氏“逐渐走出传统，与新学问接触并有所靠拢，试图用考证的方法，爬梳、整理古代学问。这使他的著述，得到新史家的赞赏，成为当时‘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学术主流的一部分”。但不久之后，他“希望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考察，强调中国文化的长处和价值”。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是他脱离“主流”的标志。因为“感到那些‘主流’历史学家对传统的态度过于偏激，不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立场，因此试图尽自己的力量改变风气”，于是“决定公开向西化的思潮反击了……该书的出版，表明钱穆已经不再以‘考史’为治学的主要手段，而是以伸扬中国文化、强调中国生生不息的历史精神为己任”〔注5〕。时隔30年，钱穆于耄耋之年提起当年这段公案，仍言辞激烈：

 

    “只此‘考据’二字，怕要害尽了今天中国的学术界。只看重材料，只在旧书里边去找，但没有能创新……传统不是尽要你守旧，真能承接传统，自然会有创新。民国以来的学术界，创了几十年，大家要创，高呼打倒传统，便成一无所创，创了一个空。”（《中国史学名著》）

    钱穆一生著作等身，有专著80种以上。“他强调中国历史的独特而长久的传统，倡中国秦以后非封建社会非专制政治说，被公认为现代中国三大史学派别之一传统史学的代表，影响颇大，尤以治学术思想和文化史的成就驰名中外，被誉为儒学大师”〔注6〕。王晴佳断言：“钱氏史学虽然未能像马克思主义史学那样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但其影响十分深长久远，而在近年非但在港台，而且在中国大陆，都有扩大之势。从这一趋势来看，传统文化对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吸引力，虽经多次‘革命’，终未能改变。”〔注5〕汪学群认为：“钱穆的史学最后落实到文化上，因此他的史学也称之为文化史学。他从学术角度来谈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与中国文化史是密不可分的。在文化中，他最一般地回答和概括了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内容，把学术史和思想史提到了一个宏观的高度。”〔注4〕

 

    以我的水平对钱氏学问作进一步评论，既超出水平所限，自属多余。下面摘录钱本人两段话，应有助于理解上述说法——

 

    “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的抗战，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潜力依然旺盛的表现。此在一辈知识分子，虽有菲薄民族文化乃至于加以唾弃的，而在全国广大民众，则依然沉浸在传统文化的大洪流里，所以宁出于九死一生之途以为保护。”（《中国历史研究法·历史教育的几点流行误解》，1961）

 

    “正因〔西方〕民主政治的背后，没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在指导，则个人自由很直捷便转落到物质享受上。资本主义的社会是让人个别地竞争，共产主义社会则转向到无产阶级集体竞争一面去，这亦可算是人生一进步。但中国人以仁义道德来作人群集体的指导，尚和平，不尚竞争，比西方的共产主义更进步更高明多了……今再综合言之，中国之社会经济，终必归于通财共产，以大群一体为主。而与西方之个人主义，则无论其为资本主义，或为共产主义，皆必大相异。此则可一言而定者。”（《略论中国社会主义》，1987）

 

    视“文化”为“皮”、“存在”为“毛”，或有被认为“唯心史观”之嫌；断言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比西方的共产主义更进步更高明多了”，显然不能被许多人所接受。可谁能否认，他这里提出的，实在是所有中国人——以及崇尚中华文化乃至追求世界大同的所有人——在21世纪不能不正视、不能不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呢？

 

    至此为止，有心的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榜上前34位（实际32位）里，以历史学家著称而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有过直接贡献者，合计达8位（另7位是梁启超、王国维、李大钊、胡适、章炳麟、郭沫若、陈寅恪），所占比例近四分之一。从表面看，这“比例”似乎大点儿。说这反映了我自己对历史及其学者的偏好，自不必讳言。不过，以上八位中的五位（梁、李、胡、章、郭）的主要建树和影响，其实更是在史学乃至学术之外的领域。重要的是，如果联系榜上其他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们学习和关注历史的经历，是不是可以认为：任何对历史有大影响的人（乃至任何希望自己“有文化”的人），都必有相当的历史修养，而且时不时都要琢磨琢磨历史的教训呢？若是，则那些以其“严谨学业”而在历史学术中自成体系，并以此直接间接地影响了各色人等之历史观念者，不也就更加具备居于榜上较前位次的资格了吗？

    至于我没把西方史界曾给予颇高评价的顾颉刚、傅斯年排进“正榜”，既因我不想让榜上“比例”太过“失调”，更由于受陈寅恪、钱穆等人影响，我日益相信，当年那种偏激的“疑古”之风，毕竟只是昙花一现（且不论中国“旧史学”一向就有“疑古”的传统〔注6〕，而海外学者之格外推崇顾氏，似不无少见多怪之嫌）；从较长时段看，其影响则的确一直在衰减、弱化：先是不敌“马克思主义史学”，后来更在陈、钱等代表的“文化史学”面前相形见绌。虽然，对钱穆所谓该派“一无所创，创了一个空”之说，我也不愿苟同。我只是认为，此“疑古派”或曰“考据派”、“西化派”之“科学史学”的主要代表，似乎更可以从海外史界（包括众多华裔学者）里面去找，在中国，至少在我这百人榜上，有一个胡适也就足够了。此外我还以为，那种关于史学学派的划分和命名，其实并不怎么“科学”——比如榜上所列八位，其“考据”功夫，未必就输给顾氏；其“疑古”见识，亦非受了该派的启发。尽管如此，我还是把顾、傅二位简历附后，以供读者自行判别。

 

    〖附1〗顾颉刚（1893～1980）　 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生于书香世家。20岁入北京大学预科，4年后考入本科中国哲学门。1920年毕业，留校任图书馆编目。1922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与人合编多种教科书。1924年任北大助教，编辑《国学季刊》、《歌谣周刊》等。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震旦等大学和多所学院教授，在若干大学研究所组织学术研究。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以后，任中科院、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早在考进北大前，顾颉刚已有志于考辨“伪古史”，从事资料搜集、积累。1914年始作笔记，记录读书心得，终生不辍，计约200册，400余万字。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史学界激烈争论。后将相关研讨文章编为《古史辨》八册，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成为“古史辨”派创始人。1934年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后以其学术研究成绩被称为“《禹贡》派”。又热心创办研究民俗的团体和刊物，包括厦门大学风俗调查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以及在北平创办风谣学会。解放后，曾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国文学卷）六七十年代，西方史界有个说法：“在中国，以西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为基础，扭转历史研究的方向，则以顾颉刚这位中国历史学家的名字为标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附2〗傅斯年（1896～1950）　 字孟真。江西永丰人，生于山东聊城。17岁入北京大学预科，3年后升入文科。曾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是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游行中担任总指挥。受胡适影响，他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北大毕业后留学欧洲，先后入伦敦大学、柏林大学的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7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后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并主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9年兼任北大教授。1932年在《独立评论》周刊撰文拥蒋反共，赞成抗日，批评南京政府外交路线。抗战中，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大校长。1948年当选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翌年1月随史语所迁台北，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政治上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但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治政风。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发现与考订。曾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主持史语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做出不少成绩。（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

 

    〔注1〕朱学勤，《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由互联网搜索下载（2001年4月）。

    〔注2〕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南开学报》1990年第4、第5期。

    〔注3〕〔美〕邓尔麟著，《钱穆与七房桥世界》（198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中译本。

    〔注4〕汪学群，《钱穆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注5〕王晴佳，《钱穆与新史学之离合关系》，由互联网搜索下载（2001年8月）。

    〔注6〕《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电子版。

    〔注7〕华新民，《聊聊钱穆》，由互联网搜索下载（200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