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洋 儒家“宋学”之“新”何以可能？
----张君劢“新宋学”的意义

    张君劢的新宋学在什么意义上是“宋学”？即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本土性的、接续着儒家的某种学术传统的言说？同时，它又在什么意义上是“新”的？即在什么意义上是儒家的一种现代性的、而非某种“原教旨主义”的言说？最后，这种言说存在着什么样的得与失？

一 新宋学的提出

    张君劢的“新宋学”，是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或“人生观论战”中提出来的，就事情的缘由来看，确实是直接针对当时的西化派的科学主义思潮而发的，是针对西方科学的世界观而摆出中国传统的“人生观”。于是通常以为，张君劢“新宋学”的提出，就是针对西化派的，它是中国的“宋学”传统；殊不知，“新宋学”同时也是针对当时的复古派的，同时是对当时的一种复古思潮的矫正，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种“新”的宋学。

1．针对西化派的新“宋学”

    确实，“新宋学”所针对的首先是西化派的立场，尽管作为一个中西贯通的学者，张君劢把自己对中国“宋学”与“汉学”的理解与对西方近代哲学的理解联系起来加以类比。关于中国学术的“汉宋之争”与西方近代的哲学，张君劢作过这样一种比较:

    汉学宋学两家，苟各认定范围，曰甲之所研究在考据，在训诂名物；乙之所研究在义理，在心性；…… 因是之故，甲尊汉儒，乙宗宋明理学，同为理学之中，而又有朱子陆王之分。窃尝考之学术史上之公案，其与此相类者，莫若欧洲哲学史上经验派理性派，或曰惟心派惟物派之争。

    但是，这种类比的真正意义并不在此，亦即并不在于什么“中西比较”，更不在于研究什么“西方哲学”，而在于中学本身的“名物考据”与“心性义理”之间的比较，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与“宋学”的比较。这种比较，实质上指向的是“五四”以来的西化倾向。

    关于“科玄论战”时期的张君劢心目中的所谓“汉学”与“宋学”的分梳，有学者指出：

    从西方文化传统的背景看，如果说科玄论战的科学派代表了科学理智主义传统，那么玄学派就代表了人文意向主义传统；然而就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看，如果说科学派继承了“汉学”的传统，那么玄学派就继承了“宋学”的传统。……“汉学”继承了汉代经学、严格来说应是汉代古文经学的传统，注重对经典作“实事求是”的考据工作，更接近于“科学”；“宋学”继承了宋代理学、尤其心学的传统，注重对经典作“微言大义”的发挥工作，更有哲学意味。

    这就是说，他之所以联系到西方近代哲学来谈传统意义上的“宋学”与“汉学”，是为了揭示“人文理智主义”与“科学意向主义”的对立。而后者的科学主义倾向，正是当时西化派的基本倾向。

    确实，当时的中国，“科学派”、西化派大行其道。这正如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所说的：

    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有的虽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余光，乞一点余热；有的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度众生的绳，把他们吊上光明温暖的天堂；但骷髅是把他们从黑暗的边缘带到黑暗的深渊，从萧瑟的晚秋导入凛冽的寒冬；传教师是把他们悬在半空中，使他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结果是同一的失望。

    这里指出了两条道路：一是复古的道路，一是西化的道路；唯独没有“现在的中国”。而张君劢没有走这看起来是现成的两条道路，他所进行的恰恰正是“现在的中国”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路线。这在张君劢那里，就表现为“复活新宋学”。这种“复活”既不是复古派的“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余光，乞一点余热，也不是如西化派的“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度众生的绳，而是“自本自根”的而又不泥于古的、富有时代创新性的“新宋学”。

    所以，张君劢的新宋学，不仅是针对复古路线的“新”宋学，而首先是针对西化路线的新“宋学”。为此，张君劢说：

    今之当局者，不知礼节，不知荣辱故也。……若夫国事鼎沸纲纪凌夷之日，则治乱之真理，应将管子之言而颠倒之，曰：

    知礼节而后衣食足，知荣辱而后仓廪实。吾之所以欲提倡宋学者，其微意在此。

    这种新宋学，在张君励看来，其基本精神与我先圣“尽性”以“参赞化育”之义相吻合，尤足以与宋明理学的基本精神相互发明。所以他强调说：“自理论实际两方观之，宋明理学有倡明之必要”；“心性之发展为形上的真理之启示，故当提倡新宋学”；“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唯在新宋学之复活”。在此后的生命岁月里，张君劢虽然一直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但他在学术上的所有努力，都可以一言而括之，即：复活新宋学。

2．针对复古派的“新”宋学

    当然，“新宋学”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宋学、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宋学”，也就是说，“新宋学”也是针对复古派的倾向而提出的。

    这里须指出的是：在张君劢心目中，“宋学”与“汉学”的分梳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我们对张君劢所谓“宋学”，可作两个层面的理解：第一，是相对于汉“学”的宋“学”，侧重于学术的操作意义上的研究方法；第二，是相对于汉代、清代的朝代之“宋”，其实质是：“宋学”即是广义的“宋明理学”，此是侧重于学术的思想意义上的立场、取向、持守。

    显而易见，张君劢更注重的乃是后者，也就是说，他的新宋学主要地不是学术方法意义上的宋学，而更是思想立场意义上的宋学。张君劢的主要著作内容可以显示出，他的用功着力点皆在儒家的宋明理学上，如他的代表作《新儒家思想史》，就是对宋明新儒学的阐扬。

    这样的思想立场，他正面地称之为一种“学问”的“风气”。在清末民初的时势之下的学风，正如张君劢所言：“吾国知识界对于学问有一种风气：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职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在张君劢看来，这是属于“宋学”传统的学风。

    进一步言，在他看来，这种“宋学”学风是与清代、尤其乾嘉时期的“汉学”学风直接对立的，后者本质上是一种复古主义的学风。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学界，不仅存在着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的西化学风，而且同样存在着“汉学”的复古学风，甚至于很多学者不仅遵从这一取向而且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有本有根的正统学术路数。

    关于清代的“汉学”，余英时曾根据他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研究法，特别标榜清代考据之学是儒学由“尊德性”层次到“道问学”层次的转变，他称这一转变为“儒家智识主义”（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的兴起。在张君劢所处的时代，清代汉学考据的学术成就也是仍然受到高度评价的。然而对于这种正面的评价，张君劢是不以为然的。所以，在科玄论战中，张君劢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说：

    当此人欲横流之际，号为服国民之公职者，不复知有主义，不复知有廉耻，不复知有出处进退之准则。其以事务为生者，相率于放弃责任；其以政治为生者，朝秦暮楚，苟且温饱，甚且为一己之私，牺牲国家之命脉而不惜。若此人心风俗，又岂碎义难逃之汉学家所得而矫正之乎？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所谓实际上必要者此也。

    在此，张君劢批评了“碎义难逃”的“汉学家”，而倡导“新宋学”。就是在这里，张君劢首次正式提出了“新宋学”。“新宋学”之提出，意在救正那种“人欲横流”“不知廉耻”的“人心风俗”。在张君劢看来，具有这种“发聋振聩”的“矫正”作用的，乃是“宋学”、而且是“新”宋学。

3．问题的提出

    张君劢“新宋学”的提出，在当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甚至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因此，这正如黄克剑所言：“持续了近一年的‘科学’对‘玄学’的论战仿佛是以‘科学派’藉着夺人的声势取胜而告结束的，但张君劢的‘玄学’的余音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更多的人那里赢得了回响。”这种“余音”与“回响”，一直延续到今日。

    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第一，张君劢“新宋学”的两层意义、即其“新”与“宋学”，各自具有怎样的思想内涵？本文第二节将对此加以分析。

    第二，在这两层内涵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紧张？这是本文第三节要讨论的问题。

    第三，那么，“宋学”要成为一种“新”的宋学是否可能？如其可能，何以可能？本文第四节将对此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