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文字狱
朱熹耿直敢言的性格、不畏权势的作为以及积极抗金的主张得罪了一小撮嚣张一时的权贵和摇尾乞怜的主和派。他们沆瀣地勾结起来，捕风捉影，罗织罪状，无所不用其极，欲陷朱熹于文字狱中，使这位道学夫子旦夕陷于一种光怪陆离的反道学妖氛之中。
淳熙10年（1183年），朱熹在浙东任满归闽，归途中就有散发伪印的图榜，上面印有朱熹、刘玶等人的名衔，给世人造成一种道学们朋党勾结的假象，以便随时设谤加罪，这就成为数年后朝廷勾勒“庆元党祸”的党徒名籍的蓝本。此时，朱熹深深地感触到了有一种“踪迹孤危、动辄得谤”的忧患。同年，有一名建昌学官慕朱熹之名，刻印他的《斋居感兴诗》旧作。这本是无可非议之事，但是一小撮迎合朝中反道学风旨的建昌学子便大造其谣，硬说诗是谤议朝政，还逐句加以牵强附会的注释。随后向台谏告发，致使好人受到牵累，连建昌军的守臣林子芳和学官都险些遭劾丢官。这一年，朱熹在武夷山构建了授徒讲学的场所──武夷精舍，聊借闭门著述以避横祸。谁知也被他的政敌们所紧紧跟踪，不让他有片刻闲致之时，终于让他们找到一个诬告的口实了。
问题就出在一首仅有20字的小诗中。这年，武夷精舍基本落成。朱熹高兴之余，敦请学友、门人于初夏之际宴会于五曲之畔。著名历史学家袁枢和名臣韩元吉等也应邀到会。咏哦唱和，颇盛于当时。朱熹趁兴写了《武夷精舍杂咏十二首》，其中第一首《精舍》写道：
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 一日茅栋成，居然我泉石。
这位时年54岁的理学大儒的诗句写得多麽质朴天真啊！他当时是这样的构思这首小诗的：
朱熹14岁奉母来崇安五夫里定居。他抱琴攻书，日夜不辍，至此已整整40个春秋。40年来，他时常从五夫步行到山中游学、观览，恰似他的挚友建宁太守韩元吉所说的一样，朱熹就像走后圃（后花园）一样来往于五夫与武夷山之间（原句为“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后圃，暇则游焉”）。现在茅栋兴建完竣了，寒居背倚隐屏峰，侧傍五曲水，有山有水，山岚水影尽可融于精舍之中，这就是末句“居然我泉石”的注脚。
但是，料想不到这首质朴无华的诗竟然成为朱熹的政敌用作攻讦的证据。反道学的当权者们立即抓住诗中的“我”字大做文章，说朱熹有独占武夷山的野心。对此，朱熹只得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息。他在写给林用中的信中不无解嘲地说：“造屋事……自思量，许多纠纷都从《十二咏》首篇中一‘我’字生出。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斫不倒，触处作灾怪也。”
朱熹看穿了反道学当权者们卑劣伎俩，也更加坚定了闭门避祸、专心授徒的信念。此后，在长达5年之久的时间里，他在精舍广收门徒、著书立说，栽培了大量学生，写成了《四书集注。，他不仅自韬晦，还再三告诫他的弟子们，叫他们在危机四伏中要自甘淡泊，要远离应酬，以免招来横祸。他给弟子林用中的信中写道： “吾人罪戾，踪迹显不可掩，只得屏迹念咎，切不可多与人往来。至如时官及其子弟宾客之属，尤当远避，勿与交涉，乃可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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